另一個亞洲大國印尼，目前已是亞洲第四大移動通信市場。早在2003年，印尼移動通信運營商EXCELCOM就與華為簽署設備供應合約，華為對印尼的影響力，也逐漸從經濟面擴大到教育合作。2016年印尼通信部與華為在雅加達成立創新中心，協助培訓印尼電商和指導移動網路運用。2018年3月，華為進一步與印尼12所高校簽署備忘錄，協助提供ICT培訓和站點實習。
顯而易見，亞洲各國早就和華為發展出千絲萬縷的合作關係，並非美國突然要求全面抵制就能夠立刻轉向。更重要的是，亞洲各國不但是華為設備或產品的買方，同時也有不少國家早已納入華為生產供應鏈，2018年華為半導體採購支出超過210億美元，僅次於三星和蘋果，成為全球第三大半導體買家。換句話說，亞洲國家一旦決定作為買方抵制華為，也必須考慮一旦中國反向抵制，作為華為供應鏈成員所遭遇的轉單風險。
以經濟實力最強的日本為例，作為華為買方的軟銀集團，立刻表態力挺政府，將把既有4G基地站的華為設備，全部改為北歐愛立信和諾基亞。電信龍頭NTT DoCoMo也表示，將不會採購華為或中興產品。問題是，日本也有華為供應鏈成員，一旦華為反向抵制，恐怕很難不遭到衝擊。安川電機被譽為全球機器人四大廠商之一，2017年營業額272億人民幣，高達23%訂單來自中國，其中最大買家就是華為。安川社長笠原弘就坦承，一旦華為取消訂單，安川將損失慘重，光是日本宣布抵制華為當天，安川股價就大跌4%。
須強調的是，日本出口到中國比重，大約占總出口兩成，不少日本供應商技術高超，例如古河電氣的硬碟、廣瀨電機的連接器、村田製作所的陶瓷電容器、三菱電機、NTT雷射零件，華為並不容易在其他國家找到替代產品。反觀台灣，出口高達四成依賴中港、高達37%出口屬於資訊電子產品，相對於日本具有一流科技實力足以抵制華為，台灣不管就出口依賴或科技實力，恐怕都不具有高調抵制華為的條件。
畢竟，光是華為每年在台灣的採購金額，就高達700億台幣，前50大華為供應商，台灣就包括鴻海（富士康名列第一）、華通電腦、聯發科、矽品、台積電，排名在50大之外的供應商還包括大立光、欣興、晶技等等。隨著美中科技戰越演越烈，台灣政府一旦深陷其中，最後引發中國大陸政府的全力反制，到時候恐怕不只華為抵制台商，還可能連動到聯想、中興、小米等陸企減少對台採購，對台灣電子零組件產業，恐將造成空前衝擊。
事實上，隨著美中貿易戰日益惡化，目前已傳出中國大陸為了擴大內需市場，將要求企業提高國內採購比重，也可能為了阻止台商外移，要求原本對台採購的陸企轉向國內採購，或要求相關台商赴大陸生產。大陸對「進口轉內製」的執行力度，顯然將取決於兩岸關係的惡劣程度，對比其他亞洲國家，台灣抵制華為的積極程度，恐將成為大陸反向抵制的決策變數。
更何況，由於兩岸經貿關係緊密，台灣本來就是美中貿易戰、除了中國大陸之外的最大輸家。以2016年中國對美出口的前十名企業為例，竟有高達八家是台商，包括鴻富錦精密電子（鴻海）、達功電腦（廣達）、昌碩科技、名碩電腦（華碩）、仁寶、達豐電腦（廣達）等等。
面對2019年全球經濟趨緩的壓力，即使是美國最堅定的亞洲盟邦日本、韓國、新加坡，也都轉向「政治親美、避免對中攤牌」的左右逢源路線。台灣面對「出口高度依賴中港、科技實力尚待提升」的有限國力，恐怕也不宜高估自己，必須站在全局納入經濟思考，才能避禍求福。
＊作者為立法委員，本文原刊《美麗島電子報》，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