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創設「試用期條款」的憲法基礎
修正前後的憲法都維持了內閣提出施政方針及報告的規定，作為內閣對國會負責的方式之一（憲增§3Ⅱ①前段），但憲法本身並未規定提出的時機、內容及立院如何後續處理，國會自己訂的法律補充了這些細節（立法院職權行使法§16），規定每年兩個會期開始前提出施政報告、新揆上任時許或每年第一個會期提出施政方針，立院並就內閣提出之內容進行議員之質詢。
究其實現增條文規定「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將施政之方針及報告並列，顯然寓有以方針作為期前規劃、以報告作為期後驗收之意涵，法律層級的續造卻僅讓議員個人做質詢，議會整體對施政方針及報告並不表示意見，倘施政方針有內容空泛、引述不實、難以達成或違反國會多數政治意志等情事，而施政報告並未達成當初承諾或為求美化有虛偽假造情事，這樣的方針及報告，頂多是內閣隔空畫餅及自賣自誇，如何能作為內閣對國會負責的方式呢？如果施政方針及報告只是內閣赴國會做公開表演，國會全然不能根據提案拘束內閣業務，那這樣的形式豈不與對國會不負責任的總統作國情咨文淪為一般？因此，國會對施政方針的實質審議、及施政報告時檢視是否達成當初承諾，成為立法層次可加續造的方向。
再者，因停建核四而作成的大法官解釋五二○號既指出，基於停建核四此一重要政策改變，因重要政策改變是一種施政方針變更，所以內閣應補行當初提施政方針的提案、質詢程序，若完備程序後國會對施政方針變更有決議，內閣更應視決議的內容選擇是要妥協、辭職、遵守往後的個別性法律或甚至承受倒閣的後果。從本號憲法解釋可看出兩個意義：其一，要變更施政方針的程序如此慎重，甚至事後國會還可做出有拘束力之決議，則當初施政方針提出時僅容許個別議員質詢，議會整體不作實質審議，就顯得有些抓小放大了；其二，施政方針的嗣後變更內閣要聽任國會決議發落，最初提出時卻不必審議，那其後又何必要以施政報告檢視一份國會當初也未必同意的承諾呢？這就不能顯示出施政方針對國會承諾責任的意涵。因此施政方針提出後國會對其實質審議是必要的。
最後，「行政院長..須將應行提出於立法院之法律案、…及其他重要事項,,,提出於行政院會議議決之。（憲法§58Ⅱ）」與「立法院有議決法律案、…及其他重要事項之權。（憲法§63）」之間，構成了行政院提案－立法院議決的民主控制模式，本條適用的主體是內閣與國會，因國會是對內閣負責的，概括的重要事項具體為何，當以要求負責方的國會認定為準，施政方針報告不可謂不重要，以立法方式規定施政方針及報告要經國會同意，誰曰不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