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放索安瀾宮」或四林格「老祖壇」，明明是馬卡道人的信仰，卻把漢人神祇擺中央，矸壺老祖放壁腳，再以「壁腳佛尚大」自我安慰合理化，道盡了弱勢族群信仰弱化，又不敢丟掉傳統的矛盾。
在一八六七至一八七○之間，李仙得估計，「台防廳」（即台灣縣與鳳山縣，到枋寮為止），每十八人之中，就有一名（六％）平埔番。那麼在瑯嶠，平埔番的人數比例自然更多。
我書中的棉仔和松仔正是福佬父系與平埔已混血多年的馬卡道平埔（清朝所謂「熟番」）母系的後代；而文杰與蝶妹是客家父親與斯卡羅傀儡番母親的後代。一八六七年的瑯嶠有不少這樣的混血。文杰與棉仔都是記載在台灣史書上的真實人物，蝶妹與松仔則是虛構角色。一八六○年代，瑯嶠正是台灣福佬、客家、平埔、生番四大族群並立的代表區域，到了今日，恆春半島居民的血緣也大都非常複雜。
被「廢藩」的斯卡羅族
現在我們在談平埔或高山原住民，很少人知道斯卡羅族。「下瑯嶠十八社」大股頭卓杞篤的「斯卡羅族」，正是高山原住民滄桑命運極速變化的一例。斯卡羅四社在一八六七年李仙得來台時，仍然是令洋人聞之色變的「生番」。後來在文杰的引導下，迅速接受漢人文化。清國把「林文杰」變成「潘文杰」。日本人把斯卡羅由生蕃改列為熟蕃，直接歸於政府統治。日本人把福佬發音的「蚊蟀社」改為日文發音的「滿州」。於是斯卡羅族變成「恆春支廳」，潘文杰的「總股頭」名號也等於一夕被廢，權勢歸於支廳長相良長綱，這多麼像一八七一年日本在「內地」的「廢藩置縣」。不同的是，潘文杰這些熟蕃頭目並沒有被日本官方尊為「華族」。
幾十年來一直配合權勢統治者（包括清國與日本）的潘文杰雖屢被清廷賜姓、封官（五品），被日本人贈徽章，賜寶劍，但最後對自己族人的管轄權喪失殆盡，族群文化也面臨崩盤。無奈之餘，只能命四子潘阿別率領一部分族人北遷到今牡丹鄉的旭海，以保存本族文化。但從此台灣人已少有人知有「斯卡羅族」。豬朥束變成里德，豬朥束溪變成港口溪，射麻里變成永靖，龜仔甪變成墾丁及「社頂公園」。只剩下「龍鑾潭」還保留著斯卡羅的唯一舊名稱。
看排灣 想台灣
台灣的高山原住民，雖然在一八六七年擋住了美國的貝爾（H. H. Bell）與李仙得、清廷的劉明燈，但七年後就無法再擋住日本西鄉從道（幕後仍是改了新名字的李仙得）。再隔一年，更無法再擋住沈葆楨針對傀儡番為主的「開山撫番」。台灣經過族群大融合，形成特殊的「台系漢人」，成為漢人血緣最稀，混血最複雜的「南方漢人」之一支。在一八九四甲午戰爭之前，大清的中原觀點，台灣是一個「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缺少教化的世界，而割讓給日本人。台系漢人與台灣原住民遂成命運共同體。然而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之間，國民黨政府治台，如同殖民者。一九四九年之後，台灣一方面是「光復大陸」基地，另一方面又是大陸籍（我自一九九六之後不使用「外省」兩字）統治者眼中「充斥日本遺毒」的台客。至少要到解嚴之後，才有台灣本土意識的興起。二○○○年之後，才有原住民意識的勃興。
台灣雖然在一八八五年擋住了法國，但終究無法在一八九五年擋住日本。由一八六七而一八七四而一八九四，再到一九四五及一九四九，又有與國民黨轉進來台的二百多萬大陸人來到台灣，成為一個更大的命運共同體。一方面是多元文化開花結果，另一方面則是形成今日台灣錯綜複雜、剪不斷理還亂的兩岸關係及台日情結。詭異的是，直到最近，竟連台系漢人本土史觀都難以堂堂呈現，更遑論原住民史觀。
希望能完成「台灣三花傳」
事實上，自一八六七至一八九五，牽引百多年來「台灣之命運」的，是原住民。
我準備以台灣原住民為背景來寫「台灣三部曲」。第一部本書《傀儡花》，描寫斯卡羅在一八六七年與洋人交手的經過。第二部寫原住民與日本人交手的經過。第三部寫原住民與漢人的恩怨情仇。希望這三本歷史小說能夠反映出一八六五至一八九五這三十年間的「台灣多族記」的故事。
這本《傀儡花》就是希望能讓讀者回顧一八六七左右，那個台灣第二次國際化的年代，分立的各族群、清國官府，以及各路洋人，如何在瑯嶠這塊當年和現在都被視為台灣邊陲的土地上走過，進而全面影響了整個台灣命運的一段故事。
＊作者為台大醫師，東華大學駐校作家。本文選自作者新作《傀儡花》後記（印刻文學）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