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謀論者的創意和想像力不容小覷：《剪裁歧見》選摘（2）

陰謀論通常會認定某些行為者具有極大的權力：可以擬定計畫、控制他人、保守機密等諸如此類的事情。愈相信那些行為者的確擁有這麼大權勢的人，愈不可能把拆穿陰謀論的人當成一回事；在他們眼中，拆穿陰謀論的人，可能是陰謀主使者的代理人或遭他們愚弄的人。因為拆穿陰謀論的人不受信任，因此政府若想用最簡單的方法—也就是提供可靠資訊—來消弭不實（而且有害）言論，很可能徒勞無功。陰謀論讓人特別抗拒用最簡單的方法導正錯誤，這正是陰謀論格外令人憂慮的原因之一。

更廣泛來說，陰謀論者往往高估了官員和官僚機構的能力和權限，以為他們可以擘畫和實現一些複雜的祕密計畫—儘管有大量證據顯示，在開放社會中，政府的行動通常無法保密太久。試想一個政府要在自己的領土策劃一場恐怖攻擊行動，或是布局暗殺政敵，必須要費多大工夫，才能夠隱藏並且掩蓋自己在事件中的角色。至於在一個封閉的社會中，要保守祕密容易得多，人民不信任政府的說辭自是理所當然。在那樣的社會中，陰謀論就比較可能是真的，而且受限於可取得的資訊，也比較難證明它是假的。但是在擁有新聞自由、有權力分立和制衡的地方，其實很難一直隱藏自己的陰謀。

這並不是說，陰謀論就不可能是真的。即便在自由社會中，陰謀論也可能是真的。我們看過一些例子證明這類陰謀論為真。但是我要強調的是，在這類社會中，因為有制度的制衡（institutional checks），權勢滔天的團體不太可能長期隱藏祕密，尤其這些祕密事關重大的話。

陰謀論（不管是真是假、有害無害）的另一個問題是，它們究竟有沒有理據（justified）。理據和真實是不同的概念；真實的信念可能無法用理據來說明，而有理據的信念可能並非真實。我也許相信地核中有火，這個認知是正確的；但如果這樣相信的原因是火神伏爾坎（Vulcan）託夢給我，那麼這個信念就缺乏理據。相反的，聖誕老人雖然是假的，但認為聖誕老人存在的信念卻有理據可言，因為孩子有充分理由相信父母告訴他們的事，並且採用合理的捷徑思考（sensible heuristic）（「如果我的爸爸媽媽這麼說，那這件事應該是真的」）；當孩子發覺聖誕老人是天下父母共同編造的陰謀產物，那麼，他們就有充分理由認為其中有陰謀，而且確實如此。

陰謀論通常都缺乏理據嗎？是在什麼情況下？關於這些問題，認識論和分析哲學有一些相互衝突的論述和諸多爭議。我們在此沒有必要在最困難的問題上選定立場，部分是因為相關論述未必互斥；每一種論述都說明了這個領域的一部分。為利於後文討論，我們先簡短回顧一下可能的論述。 （相關報導： 專家評析：金融陰謀論─從猶太人的陰謀到貨幣的戰爭 ｜ 更多文章 ）

哲學家波普（Karl Popper）有一項知名的看法，認為陰謀論通常忽略了政治和社會行動中隨處可見的非意圖結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並假設所有結果一定都是某人有意為之。 他的基本概念是，許多社會結果（social outcomes），包括經濟的大趨勢，是由很多人的作為（acts）和不作為（omissions）交織而成，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是有意為之。一九三○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並不是誰刻意策動的；失業率上升或通貨膨脹，不動產或油價上漲，反映出的可能是市場壓力，而非有意圖的行動（intentional action）。不過，人類普遍都傾向認為，任何效應一定是由有意圖的行動引發的，行動者往往是那些會從中受益的人（正應驗那句格言—「是誰得利？」﹝Cui bono?﹞）。也因此，陰謀論具有相當大但沒什麼道理的吸引力。依波普之見，相信陰謀論的人是採用了合理的捷徑思考，認為結果都是有意為之的產物；這種思考模式通常很有效，但也會產生系統誤差（systematic errors），尤其當結果產生自眾人的社會互動。

波普抓到了某些陰謀論的重要特點。這些言論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它們可以把原本無法解釋的事件歸因於有意圖的行動，也因為有些人就是不願意相信重大的有害結果，可能是由看不見的機制（例如市場力量或演化壓力）所造成，又或者只是單純的偶然，並不是出於某人的計畫。陰謀論假定社會結果會反映出潛藏其下的意圖性秩序（intentional order），卻忽略了結果也可能出於自發性秩序（spontaneous order），或是隨機的力量。

波普注意到一個很普遍的人類心理，即大部分的人不願意相信重大事件只是出於壞運或好運，他們比較想聽到的是那種非隨機的、有明確因果關係的敘事。但我們要注意，波普的解釋能夠涵蓋的範圍相當有限。許多陰謀論（包括政治暗殺和九一一攻擊事件）所指的事件，確實是由有意圖的行動造成的。這些陰謀論者的錯處不在於假定事件是由有意圖的行動者（intentional actors）引起，而是在於錯怪對象。

整體來說，（缺乏理據的）陰謀論之所以缺乏理據，部分原因是相信陰謀論的人，一定也對於所有生產知識的體制有某種普遍的不信任，以至於他們根本很難相信任何事。例如，要相信是美國政府摧毀了世貿大樓並在事後掩蓋了自己的行徑，就需要一個不斷擴大的陰謀論，指稱九一一委員會、國會領袖、聯邦調查局和媒體要不是直接參與了這場陰謀，就是被愚弄的對象。但任何相信真有其事的人，他的其他許多信念的基礎就會受到削弱，因為這些信念能夠成立，完全出自於對政府和社會所創造的知識生產體制的信任。如果我們不相信形形色色的行動者都相信的事情，那該有多少其他事情也想必是不可信的呢？

此中未必有邏輯上的矛盾，但是陰謀論者或許必須對他們似乎視為理所當然的一些論點提出質疑。為什麼他們不相信許多生產知識的體制所提供的主張和判斷，卻相信其他的呢？威爾森（Robert Anton Wilson）對拒絕承認納粹大屠殺的人士所提出的陰謀論曾指出：「如果一個陰謀可以騙我們相信六百萬人的死亡，那它也可以騙我們相信任何事情，［因此］納粹大屠殺的修正主義者（Holocaust Revisionists）必須懷抱著像信仰一般的信念，才能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戰確曾發生，羅斯福確實在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五年擔任總統，而瑪麗蓮夢露比金剛或是唐老鴨更為『真實』。」 在這樣的觀點下，讓我們看看以陰謀為主題的電影《誰殺了甘迺迪》（JFK）導演奧利佛史東（Oliver Stone）的話：「我現在對於哥倫布、華盛頓、為奴隸制度而打的美國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有為了對抗納粹主義和日本對資源的掌控而據說有過的戰爭都有強烈懷疑……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否出生過，我的父母又是誰。」 （相關報導： 專家評析：金融陰謀論─從猶太人的陰謀到貨幣的戰爭 ｜ 更多文章 ）

這不是在說陰謀論一定是錯的，或是沒有根據的。我們已經看到有些陰謀論其實是真的。但是如果生產知識的體制一般來說是值得信賴的（部分是因為它們來自一個開放社會，這個社會擁有運作良好的思想市場和自由流通的資訊），那麼陰謀論通常都缺乏理據。而在另一方面，如果一個社會，凡事都要經過嚴密的審查，思想市場運作不彰、存有偏見或是知識生產體制扭曲，那麼這種社會的人民，比如生活在缺乏新聞自由的獨裁政權下的人民，就很有理由對於官方所有或大部分的否認說法都抱持懷疑。這些人的陰謀論比較多時候是有理據的—不論這些理論是真是假。（而因為缺乏民主的各項防護機制，這些陰謀論也較常是真的。）

同樣的，生活在與外界隔絕的團體或社交網絡中，只能接觸到扭曲資訊的人，他們更常會相信假的陰謀論，但是用他們有限的資訊去自圓其說。多數人對於自己所堅信的事實，鮮少擁有直接或個人的知識。我們不是根據個人直接的知識知道地球是圓的；或是火星的存在；或是莎士比亞、哥倫布和貝比魯斯（Babe Ruth）真有其人；或者物質有一部分是由電子組成的。我們所知的大部分事實都來自別人的陳述、信念和行動。當那些與外界隔絕的團體或是社交網絡中的人接受了陰謀論，他們或許只是接受了其他所有人都相信的事情—很單純，也並非不合理。就連否認納粹大屠殺的人都可以用這種觀點看待。如果隔絕的團體存在於比較多元而開放的社會，從這個開放社會的觀點來看，他們的陰謀論很可能無法成立，但若僅從這個團體的觀點來看，則可以成立（只要這個團體維持其孤立）。這種情況下，這個開放社會的課題就是要打破這個小團體或網絡的資訊孤立。

這些論點說明了陰謀論的一個主要特徵，即它們往往極度難以被導正，尤其難以透過政府官員的直接否認或反駁言論修正。陰謀論者相信陰謀的行為者具有特殊的力量，所以即使是明顯的反證，也可能被視為陰謀本身的產物。陰謀論自我封緘（self-sealing）的特質，對於任何想要打破它們的人，包括政府在內，造成了嚴重的實際問題。試圖直接破除陰謀論的努力，通常會被納入這個理論中，被當成有權勢的圖謀者掩蓋行徑的又一個詭計。在這一點上，陰謀論者的創意和想像力不容小覷。

否認甚至可能被當作確認，而為了否認一個陰謀論所蒐集的證據，可能被當成支持而非反對它的證據。例如在幾年前，自由派和保守派都收到了顯然可信的資訊，顯示小布希政府談判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乃是錯誤的判斷。但是在獲得這個正確的資訊之後，保守派反而更傾向於相信伊拉克擁有這類武器，而且認為伊拉克還打算發展更多。 （自由主義者也未能免於這種效應的影響。）

如果有人否認你最強烈的信仰，你的反應可能是更激烈地主張它。其中一個理由與你的動機有關。如果你深深相信某事，你可能會對它有強烈的情感投入，在它受到攻擊時，你會更加緊守不放。另外一個理由是：如果你覺得自己有強烈的理由持有一個信念，當有人反對它，對你而言反而是證實了它。如果你疑心很重，則有人想要加以否認的這件事情本身，適足以表示它可能是真的。否則何必費勁去否認它呢？ （相關報導： 專家評析：金融陰謀論─從猶太人的陰謀到貨幣的戰爭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美國被引用次數最多的法律學者，過去15年來率先將行為經濟學運用在各種議題的探討。曾在芝加哥大學任教27年，2009至2012年間擔任白宮資訊及法規事務辦公室主任，目前為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桑思汀著作眾多，臺灣曾出版的有《推力》（Nudge）、《司法極簡主義》（One Case at a Time）、《網路會顛覆民主嗎》（Republic.com）、《破解團體迷思》（Wiser）。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剪裁歧見：訂作民主社會的共識》（Conspiracy Theories and Other Dangerous Ideas，衛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