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7年以來，我曾經五次訪問臺灣。第一次去臺灣時，我正在香港工作，很自然地以為臺灣人應該和香港人差不多。但是，當我一踏上臺灣的土地，就發現完全不是一回事。
首先，臺灣人受過精緻的民主訓練，公民意識極強，毫不誇張地說，在華人世界裡屬第一。一次我採訪一個臺灣的小學生，問他什麼是選舉，這個才十一歲的孩子的答案是：「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說老實話，這後面半句，在其他華人地區，即便是政治人物也不一定說得出來。就這一點，我覺得臺灣對於民眾的政治訓練絕對是世界領先的。
第二，臺灣是一個高度開放與包融的社會，最令我驚歎的是，於我居住的臺北喜來登酒店，正好可以見到前往「總統府」包圍陳水扁的人群，但是途經這一路線上班的人卻可準時抵達公司，不受干擾，彼此不同政治意見，可以在民間如此充分協調，當時我覺得不可思議，事實上日後看來也確實很了不起。
第三，臺灣的公務員團隊素質極高，我一度認為香港的公務員素質不錯，但是當我在臺灣體會了與台當局對外交往、宣傳、文化及臺北市政府的官員打的交道之後，發現香港公務人員過於匠氣，而臺灣的公務員團隊，則在嚴肅認真清廉之外，不乏高度的靈活性。
我當時供職的上海電視臺（東方衛視），照理說是不能前往臺灣進行採訪報導工作的，因為當時由臺灣新聞主管部門批准的可赴台的大陸媒體，只限三四家大陸中央級媒體。但是，負責審批我赴台採訪一事的一位臺灣駐港官員，在與我僅僅一次面談之後，即表示「周先生，我一定會讓你成行」。由於採訪任務緊張，他們來不及將我的證件送回香港，於是竟然安排一位負責外事的新聞局官員在臺北桃園機場的出入境檢查站等我，待我抵達之後，將證件送出，供我通關。此事令我印象極深，要知道這時還是陳水扁在臺上，兩岸關係還非常一般呢，這說明臺灣的主管官員在彈性執法、辦事方面，完全不小家子氣，大氣開明！
隨後，2008年我又赴台採訪陳雲林；2009年新年之即，我又在臺灣守候大陸一對熊貓在臺北動物園安家。可以說，每一次都有風雨，示威、遊行、抗議或多或少都有，但臺灣有關方面均可以處理得妥帖得當。一次我深入綠營包圍陳雲林用餐酒店人群採訪，身邊有不少人看到我手持的話筒，有認識的就說「這是大陸電視臺的」，當時我還有一點緊張，但是，一個多小時的拍攝，我們不僅未受任何阻擋，相反當我告訴人們我採訪結束要前往臺灣東森電視臺傳片子時，人群居然立即讓出了一條道路，讓我們可以順利離開。我一邊離開，一邊激動地想，這片土地太有希望了！
但是不久之前，我再次訪問臺灣，除了一絲心酸之外，總是湧在眼前一個詞：蕭條。不知道為什麼，我感覺臺灣的人口在不斷減少，臺北大型百貨公司裡的顧客比起八年前明顯稀鬆了起來，那些曾經塞滿人流的特色街道裡，除了略顯突兀的大陸旅行團外，人也不多；到了台中、高雄就更是如此，熱鬧的只剩下那些高高飄揚的各種競選旗幟，而這也更顯示出了城市的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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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臺灣中研院的報告，臺灣已經成了一個老年化加外流型的社會，並且還有非常突出的人口結構問題，男少女多就是一個特徵。我認識的臺灣好朋友，大多是臺灣社會的主流政治精英，他們均選擇了在台堅守，但是他們對於臺灣經濟的前景，卻並不看好。一位臺灣的經濟學家對我說，如果將臺灣僅比作大陸的一個省級行政單位，GDP總量甚至不如大陸中部的河南省，被一直仰視臺灣的福建省超過也很快了，臺灣在經濟上不僅奇跡不再，而且連常態都不見了。
他說的是實情，8年來，臺灣經濟鮮有起色，基本上快落到了倒退的邊緣。根據2014年的統計資料，臺灣的GDP與大陸的河北省差不多，居然落在河南之後，假設有一個排名的話，她只能在省級行政單位中，排到六七位的樣子。1990年時，臺灣的GDP大約可以占到大陸的三分之一多，而到了2014年，臺灣的GDP大約只有大陸的5%。但這也許還不是最嚴重的。
由於我長期在媒體工作，臺灣的同行一直是我學習的榜樣、交流的對象，而這些年來，臺灣的電視行業的製作品質，可以說已經徹底崩塌了。娛樂節目全線潰敗，像胡瓜、張非、小S、王偉忠等等等等人的名字，全成了回憶、或者成了廣告，因為他們的節目已經看不下去了。動不動上億級人民幣制作的大陸綜藝節目，已經全面超越了臺灣當地電視臺的製作水準。一位臺灣電視臺的總經理對我說，這已經不是今天趕不上的問題，而是永遠也不可能了。出於研究臺灣媒體的需要，我一直有收看臺灣電視新聞的習慣，而現在臺灣的電視新聞裡，理性的討論已經越來越少，情緒化的、過激的、極度民粹的、離奇的語言比比皆是，電視新聞製作人們似乎已經不在意把一件事說清楚，而只是在意把它說激動了。記得2003年時，《宋美齡》紀錄片的導演來滬交流，同為電視工作者的我們在看完一集節目之後，紛紛起立鼓掌致敬。而現在，在臺灣的電視頻道上，已經見不到這樣的節目了。臺灣同行告訴我，沒有辦法，收視壓力太大了。這一切，讓人感到經濟的肅殺正在讓文化凋零。
2014年，我去佛光山拜晤星雲大師，大師正在被反核人士圍剿，我問大師，是否太多地關注了政治，大師說人還是要講道理的啊。是啊，人是要講道理，但是臺灣講道理的成本似乎被耗盡了。臺灣的大企業基本都將生產中心、經營中心甚至金融業務都遷出了臺灣，最近這些年連人才儲備也建在了臺灣以外的地方。臺灣的精英人才以往會在大陸的台資、外資企業工作，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已經在大陸的民營公司裡工作了許多年；以往在我喜愛的一個中天電視節目《臺灣腳逛大陸》裡，臺灣人在大陸的中西部省份工作的還不多。而現在，越來越多的臺灣人也參加到了李克強總理提倡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熱潮當中。過去還有一個有關臺灣人在大陸的人口統計，而今這個統計已經沒有太大意義了。因為有很多臺灣人即使沒有辦理太多證件和登記，他工作的重點也是大陸了。最有意思的是，2012年以來，大陸警方已經與臺灣警方發動了多起聯手打擊臺灣黑社會的行動，看來連他們的業務也要重心轉移了。最近大陸的股市大起大伏成了全球熱點，但反觀臺灣股市，這似乎已經是個被淡忘的地方，已經很少聽到什麼台交所的新聞了。很多臺灣人把這一切歸咎於馬英九及其政府，這可能是問題的一部分，但肯定不是問題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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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經濟學的維度觀察臺灣，臺灣經濟在過去八年間，最大的問題在於開放性不足。兩岸三通實現之後，不管各方力量怎麼看、是不是願意，臺灣已經被架上兩岸經濟一體化的快車道。照理說，臺灣完全可以憑藉全球領先的社會保障體系、民主政治、人才優勢，在其中博得先機的。但是，事實卻非常無情。舉一個例子，2009年，我們採訪朱立倫時就曾經呼籲自由行，朱立倫雖然認為對，但當時沒有表態。這代表了臺灣政治人物的一個矛盾心態，有關大陸的事，我不能先說，以免成為靶子。
後來自由行成功。但以經濟動物的角度，自由行絕不單單是一個旅遊問題，它應該是一個資本項目開放，甚至是一個移民項目開放的問題。自由行之後，我們預計的應該是開放大陸民眾在台購買不動產，甚至開放移民。臺灣與香港不同，擁有巨大的吸引大陸資金和人才的潛力，可以說，假如臺灣可以在2009年開放以上兩者的話，一則大陸民眾不會擠爆香港，二來臺灣的地產乃至整個金融市場將被啟動。臺灣土地房屋私有化程度極高，民眾個人及相關行業均會從中受益，資金與人才的流動將會掉頭回流臺灣。但是，這種聲音在臺灣很弱，而且一旦出現，皆被批倒批臭。
回過頭來看大陸這一邊，三通之後，大陸對於臺灣人居住、工作、旅行的限制幾乎為零，甚至由於大陸長期以來對於臺灣人在內的海外華人的超國民待遇，臺灣人在大陸工作，還可能在工資、職位上被高看一眼。不久前在反腐中落馬的南京市長季建就曾經說，自己在昆山工作時為台商端洗腳水。與此同時，臺灣企業也是哪裡有錢掙就去哪裡，我們看到2008年三通實現之後，不少臺灣企業放棄臺灣市場的行動更加徹底了。企業在出走，對臺灣最有興趣的陸資又入門不得其法，接下就只能是人才的外流。這已經成了當今臺灣社會的一個死局。但是在一個民主政體下，現在的馬英九及其政府是無力挽回的。而且，在主流民意不轉變的情況下，下一屆政府要改變這一切也非常困難。
蔣經國先生是我最尊敬的政治家，他啟動臺灣經濟起飛的按鈕就是開放，從經濟開放，到政治開放，最終不惜放棄蔣家王朝乃至整個國民黨的在台統治。但是，就如阿倫特所言，民主政治亦有其陰暗面。任何力量均可以以民主為名，無需任何成本的煽動民粹，杯葛政府；這一方面是任何一個民主政府都要付出的代價，另一方面，也是臺灣社會走向真正成熟民主社會真正的挑戰。眼下，臺灣社會又將面臨一次新的選擇，無論誰將當選，前面的路都將充滿風險。但是，你們的風險不會有當年蔣經國先生的大，他既然有如此之大的勇氣將這一切交給你們，你們為何不能做出真正有擔當的選擇呢……
＊作者為大陸媒體人，本文原刊《澎湃新聞》，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