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1月發出那條報導的《紐約時報》記者，即是198３年以《苦海餘生》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的包德甫（Fox Butterfield,1939--）；他比陳映真還小兩歲。
我在1964年末與楊蔚交往後，陸續認識丘延亮、陳映真、陳述孔、吳耀忠、王小虹等人，但從未見過李作成。 2005年出版《行走的樹—向傷痕告別》後結識裴深言，從她那裡才得知李作成背景，並在2015年《行走的樹—追懷我與「民主台灣聯盟案」的時代》增補得較為完整。
出版增訂版時，「民主台灣聯盟案」47年，人事已經全非，我在第十二章「亡者與病者」補寫了〈沉默的高音—「小頭」吳耀忠〉，〈低音小喇叭—「單槓」陳述孔〉，〈宏遠的中音—「大頭」陳映真〉，回顧我年輕時代與他們的結緣及他們出獄後的悲慘結局，內心至為沉痛。
裴深言的情義也讓我極為感動與佩服。1966年夏，陳映真辭離強恕中學教職，轉任輝瑞藥廠企劃專員，裴深言是輝瑞總經理（美籍）秘書，兩人共事後因喜愛音樂而相愛。1968年5月17日星期五，陳映真沒上班，裴深言以為他病了。陳當時與養母同住，家中沒電話，裴下班後急去板橋四川路陳家敲門，敲了好久都無人應，鄰居聽到了，從二樓陽台探頭說：「被抓走啦，家裡被抄過了…。」---除了陳映真家人，裴深言可能是最早發現他被捕的人。
她立即請父親裴鳴宇（國大代表）去請託情治單位友人查詢，次日得知陳映真被拘留在博愛路某處。也因情治單位友人的私下協助，她得以立即送去零用金、衣物、食品；次日再去，拿到陳映真簽收的回條，悵然淚下。
此後七年間，陳映真從台北的大廟東本願寺、景美看守所到台東的泰源監獄、綠島綠洲山莊，裴深言始終定期探望，送錢與衣物等日用品未嘗間斷，以實際行動譜寫關愛與情義的感人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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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民主台灣聯盟案」的前前後後，最了解的是陳映真，最該寫出真相的也是陳映真。
最遺憾的也是，他沒寫。
陳映真曾兩度入獄。第一次31歲，「陰謀顛覆政府罪」，判刑十年繫獄7年。出獄五年後，1979二次被捕，42歲，「涉嫌叛亂罪」，36小時後即「交保候傳」。
陳映真自稱 1979年10月3日被調查局拘捕是「二進宮」。10月4日交保返家，隨後撰寫〈關於「十．三事件」〉，發表於十月號《美麗島》雜誌（第一卷第三期）。在這篇近五千字的翔實紀錄裡，他回答情治人員的一句話最堪玩味：
----我已在十一年前想要「做」什麼，但失敗了，自己知道不是那塊材料。--
那句話，暗指的是「民主台灣聯盟案」；它比「十．三事件」更早，更漫長，也更複雜；既然1979年承認了想要「做」，也公開承認了失敗，為何其後那麼多年仍然沒細寫那個大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