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樸向BBC中文表示，由此可知鄧小平在政治上延用毛澤東的制度和思想方法，他在1989年對待學運的態度，與1956年波匈事件時中國態度相同，當時蘇共還未考慮派兵鎮壓時，中共已經建議派兵。所以說鄧與毛在政治上是一貫的，即用無產階級專政，用權力達成社會共識，把異議消滅掉，這個沒有變化。
或許比外界更能一窺鄧小平內心的，是他早年的一份課堂作業。1926年8月12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鄧小平只有21歲，他在作業中寫道，「集中的權利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從上級命令是絶對必要的。允許多少民主，要視周圍的情況而定。」
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理念的博弈
無論在官方語境，還是輿論印象中，鄧小平與中國的經濟成就緊緊綁在一起。
改革開放初，中國就展現出不俗的經濟潛力。1982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9.1%，1983年達10.9%。因此到訪中國的外賓，常對鄧發展經濟的能力表達讚嘆。而曾任鄧小平翻譯的張維為在其視頻節目中引述，鄧在聽到這樣的誇獎時，往往會說，「在經濟問題上，其實我是個外行，即使我講一些話，也是從政治的角度講的。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是我提出的，但如何搞改革開放，一些細節，一些需要考慮的具體問題，我懂得並不很多，我總是從政治角度談經濟的。」
鮑樸向BBC中文解釋，鄧小平和習近平執政的環境很不同，沒有人可與習在政治上匹敵，但鄧當政時一直被陳雲等老幹部制衡著，做事情必須和「老人」們商量。鄧的功績是改掉毛時代的經濟政策，不過具體他也不知道怎麼改，因此哈佛大學教授麥克法夸爾看完趙紫陽的回憶錄後作序表示，趙紫陽才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設計師，鄧小平則是「教父」，就是在爭論不休時拍板之人，從這個角度，他對中國的影響當然很大。
「改革教父」的稱謂確實有跡可循，鄧小平早期提出的發展目標以及「物價闖關」等決策並不符合經濟規律。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從政治角度談經濟」的鄧小平沒有功勞。恰恰相反，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阻礙，才是彼時中國經濟改革最大的桎梏。
改革開放之初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如何評價毛澤東。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鄧小平、陳雲等老幹部群起而攻之，這種主張被快速否定和邊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