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這篇措辭嚴厲的講話把政治改革的想法帶入中國政壇。不過，鄧講話的同時發生波蘭團結工會事件，其他黨內高層由於擔心像波蘭一樣失控，10月中宣部就指示不要在討論鄧的上述講話。12月，鄧小平自己也回調口徑，稱政治改革要慎重。
高調的講話就此沉寂。改革開放伊始發端的政治改革意識，剛露出苗頭，就被迅速掐滅。
然而這並非鄧小平時代唯一一次政治改革嘗試。1986年，由於經濟改革推動，政治改革再次被提上日程，鄧小平稱，「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
3個月後，趙紫陽根據鄧的指示，成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教授吳國光，彼時為《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被選入該小組。在吳國光關於中國政治改革的論文中，他指出鄧小平與趙紫陽對政治改革的根本不同——前者希望通過高度積極的人員提高管理效率，後者則向更大範圍地減少黨在經濟和社會單位中的作用。政治改革再次被提及時，意涵已經不再相同，更像是一場行政改革。
即便如此，這次政改還在討論階段，就先後遭遇「物價闖關」和「六四」，因而中斷。
鄧小平時代的政治改革並非全無建樹。首先是設置任期制，在1980年8月的講話後不久，他向意大利記者法拉奇表示，過去實際上存在領導職務終身制，制度缺陷在60年代還看不出來，「那是我們還年輕」。以此為鋪墊，1982年，172名「老幹部」卸任，保留級別和待遇加入由鄧當主任的中顧委，鄧還宣佈，中顧委只會存在十到十五年，通過這種方式集中卸掉老幹部的權力。也是這一年，新修訂的憲法規定國家主席和副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
鄧掌權期間還多次強調和推動「黨政分開」。在接受BBC中文採訪時，吳國光回憶，當時鄧小平的思路是黨委書記就是甩手掌櫃，就像是一個現代公司，黨委書記是董事長，政府是CEO，最後的決定權是在黨手裏，但日常事務由政府去管。
不難觀察到，在習近平第二個任期開始，鄧的政治改革遺產接連面臨挑戰。一方面，通過修憲，消除國家主席任期。另一方面，「黨政一體化」的改革意圖在中共十九大上浮現。
這些變化使中國自由派人士失望，進而產生了習近平不再延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而是向毛澤東更加靠攏的想法。
傅高義向BBC中文表示，「他（習近平）基本上延續了鄧的政策。因為他在上台後立即去深圳訪問了鄧的雕塑，還依然延續了鄧當年的對於外部世界的開放，他依然允許私營企業的存在，依然與外部世界保持著廣泛的聯繫，而且也參與國際事務中。他還基本在政治制度的框架內運作。雖然他還在使用年輕時在文革中學到的毛澤東式語言，但或許是想留住那些偏愛毛澤東的人的支持。不過，他的政策與鄧小平在1978年推行的一系列發展政策的主線保持一致。」
吳國光則認為，如果說中國共產黨是一家股份公司，那麼毛澤東通過中共七大鞏固了權力、控股了，到了發動文革，毛要把中國共產黨變成「毛記公司」。他判斷，習近平也要走這條路。
鮑樸表示，鄧小平錯過了一個絶佳的政治改革契機，在毛死之後的十年，經過一系列的改革和發展，中國人重新相信這個黨至少是向好的方向發展，未來會給中國人更多的自由，但是「六四」結束了這個夢想，現在的希望越來越小，這種僵局是鄧小平造成的。而想要通過市場經濟發展緩和，是不可能的。
值得一提的是，習近平執政後，毛澤東生前秘書李銳在《炎黃春秋》上發表《我為何提議重發鄧小平「8·18 講話」》一文，再次提到1980年鄧小平那篇措辭激烈的講話——比如權力過分集中，「什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家長製作風，「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李銳稱講話內容依然有現實意義，並表示肅清封建專制主義最有效的手段，是政治民主。
李銳試圖通過鄧小平的政治改革遺產發出聲音，然而並未像鄧小平時代一樣，掀起更多、範圍更大的討論。相反，《炎黃春秋》在此後一年迎來當局力度空前的打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