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氣氛的轉折，為剛剛復出的鄧小平執掌政權提供條件。傅高義引述黨內老領導評價，「就像遵義會議是毛澤東成為黨主席的轉折點一樣，這次工作會議是鄧小平崛起的一次決定性事件。」
江湖之中，也發生著微妙而劇烈的變化。工作會開始後出版的《中國青年》雜誌，登載「四五」運動中天安門詩抄，還批評對毛澤東的迷信為「現代迷信」。時任副主席汪東興氣急敗壞地叫停發行，卻被人一頁一頁地貼上天安門西邊幾百米的灰磚牆上。由此一發不可收拾，訴求民主、批評毛澤東和文革的大字報，雨後春筍般出現在「西單牆」上。
「西單牆」恰為我們提供一個對於鄧小平心中自由尺度的絶佳觀察點。
政治氣氛轉向，民間與高層相呼應，一度為鄧小平所樂見。11月28日，鄧在回見日本民社黨黨魁佐佐木良作時稱，「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沒有權利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他還進一步反問，「允許群眾表達自己的觀點，這有什麼錯？」
一個月後，大字報的形式已無法滿足民眾的表達欲。時任新華社記者楊繼繩記述，12月28日，有人在西單牆演講，認為光爭取民主、自由還不夠，最根本是要改變國家的政治制度，數千聽眾堵塞交通，人群遂向天安門轉移，邊走邊高喊「要民主，不要專制」「讓思想衝破牢籠子」的口號。3月25日，北京動物園職工魏京生貼出《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一文，直接點明鄧小平「走的是獨裁路線」。三天後，北京市政府發佈禁令，第四天即逮捕魏京生。
傅高義猜測，「西單牆」曾為鄧的政治理想提供燃料，因而被他容納，甚至鼓勵。隨著言論觸及中共領導的根本制度，他斷然壓制。一位前省委書記評價，鄧小平對民主的看法就像「葉公好龍」一樣，如果龍真的出現，他就害怕了。
在改革開放的第一時間，民間思想的一次噴發就這樣驟然遇冷。鄧小平意識到政治言論需要紅線。魏京生被捕後一天，鄧小平發表講話，確立四項基本原則，即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以及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四項基本原則為之後四十年的言論管制劃定「紅線」，乃至今時今日，還在影響中國。
毛澤東去世後第一次來自民間的思想解放與反思，激烈噴薄，卻心有餘悸地快速收縮。這一蟄伏就是十年，再次爆發已是1989年的春天——彼時，數以萬計的學生帶著更強烈的民主訴求，再一次觸及四項基本原則，鄧決定用武力一勞永逸地結束運動，維護政府權威。他的女兒鄧林曾說，不管鄧小平受到多少批評，他從未懷疑過自己作出的決定是正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