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童年和成年生活中，莫尼、賈古和拉結什是家人心中莫大的陰影。青少年時期我有半年因為莫名的煩惱而不肯與父母說話，不交學校作業，還把舊書都扔進垃圾堆。父親心急如焚，拽著我去看當初診斷賈古的醫師。現在是不是輪到他的兒子也瘋了？祖母八十歲出頭時記憶衰退，開始誤稱我為拉結什瓦（也就是拉結什），起先她還會尷尬臉紅，自我糾正，但後來她不再理會現實，似乎情願錯認，彷彿在這樣的幻想裡自得其樂。在我認識如今成為我妻子的莎拉時，也把堂哥和兩位叔叔精神分裂的情況向她說明了四、五次，我想，面對未來的伴侶，應該發出這樣的警告才公平。
那時，遺傳、疾病、常態、家族和特性已經成了我家人經常談論的話題。就像大部分的孟加拉人，我的父母壓抑和克己的功力幾乎已臻化境，儘管如此，依舊難以避免這段家史問題。莫尼、拉結什與賈古：三段被不同精神疾病折磨的人生，很難讓人不去聯想這個家族背後隱藏著某個遺傳的問題。莫尼是不是遺傳了某個或某組基因才讓他罹患精神疾病？這是否與影響我兩位叔叔的基因相同？其他家人是不是也會受到其他精神疾病的影響？我父親就至少出現過兩次精神病的症狀──後來都是靠服用印度大麻（bhang，搗碎大麻芽，融進酥油，再攪拌起泡，這是一種宗教節慶的飲料）把症狀壓了下去。這些和我家族從前的創疤有沒有關係？
二〇〇九年，瑞典學者發表了規模龐大的國際研究，受訪者包括數千個家族、成千上萬名男女，研究分析了帶有跨世代心理疾病史的家族，最後有了驚人的發現，研究成果顯示躁鬱症和精神分裂有密切的基因關連。研究中，某些家族具有和我家極其相像的交叉病史：一名手足精神分裂，另一名躁鬱症，還有一名甥／姪（女）也精神分裂。二〇一二年，幾項進一步的研究更確認了初步發現，確定這些精神疾病的變異和家族史的關係，也更進一步探究其病因、流行病學、觸發因素和始作俑者。
由加爾各答返回美國後的某個冬日上午，我在紐約地鐵讀到兩篇這樣的研究。走道對面有個戴著灰色毛皮帽子的男人正壓制著兒子，也要為他戴上灰色毛皮帽。地鐵到了五十九街，一名母親推著雙胞胎嬰兒車進來，兩個嬰兒一同發出在我耳裡聽來一模一樣的尖叫。
這些研究給了我莫名的撫慰──回答了糾纏我父親和祖母多年的問題，但也激發了更多的新問題：如果莫尼的病是遺傳，那麼他的父親和姊妹為什麼能逃過一劫？觸發他們發病的是什麼？賈古和莫尼的病有多少比例源自「先天」（即容易發生精神病的基因），又有多少比例出自「後天」（如時局動盪、爭吵和創傷等環境的觸發因素）？我父親是否也帶有這樣的基因？我呢？要是我確知了這個遺傳缺陷的本質，我會怎麼做？我會不會為自己或為我的兩個女兒做測試？我會不會告訴她們結果？要是只有其中一個女兒帶有這樣的印記，又該怎麼辦？ （相關報導： 世界愛滋病日：如果「基因編輯嬰兒」不可行，我們還可以如何有效防治愛滋病？ ｜ 更多文章 ）
我的家族精神病史就像一條紅線貫穿了我的意識，同時，我身為癌症生物學者的科學研究，也集中在基因的常態與非常態。癌症或許可以算是遺傳學最極致的變態──一個病態地複製自己的基因組。這個自我複製基因組的機器搭配了細胞生理，成為了一種形變的疾病。儘管醫學進步幅度很大，我們依舊無法治療癌症，使人痊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