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童年和成年生活中，莫尼、賈古和拉結什是家人心中莫大的陰影。青少年時期我有半年因為莫名的煩惱而不肯與父母說話，不交學校作業，還把舊書都扔進垃圾堆。父親心急如焚，拽著我去看當初診斷賈古的醫師。現在是不是輪到他的兒子也瘋了？祖母八十歲出頭時記憶衰退，開始誤稱我為拉結什瓦（也就是拉結什），起先她還會尷尬臉紅，自我糾正，但後來她不再理會現實，似乎情願錯認，彷彿在這樣的幻想裡自得其樂。在我認識如今成為我妻子的莎拉時，也把堂哥和兩位叔叔精神分裂的情況向她說明了四、五次，我想，面對未來的伴侶，應該發出這樣的警告才公平。
那時，遺傳、疾病、常態、家族和特性已經成了我家人經常談論的話題。就像大部分的孟加拉人，我的父母壓抑和克己的功力幾乎已臻化境，儘管如此，依舊難以避免這段家史問題。莫尼、拉結什與賈古：三段被不同精神疾病折磨的人生，很難讓人不去聯想這個家族背後隱藏著某個遺傳的問題。莫尼是不是遺傳了某個或某組基因才讓他罹患精神疾病？這是否與影響我兩位叔叔的基因相同？其他家人是不是也會受到其他精神疾病的影響？我父親就至少出現過兩次精神病的症狀──後來都是靠服用印度大麻（bhang，搗碎大麻芽，融進酥油，再攪拌起泡，這是一種宗教節慶的飲料）把症狀壓了下去。這些和我家族從前的創疤有沒有關係？
二〇〇九年，瑞典學者發表了規模龐大的國際研究，受訪者包括數千個家族、成千上萬名男女，研究分析了帶有跨世代心理疾病史的家族，最後有了驚人的發現，研究成果顯示躁鬱症和精神分裂有密切的基因關連。研究中，某些家族具有和我家極其相像的交叉病史：一名手足精神分裂，另一名躁鬱症，還有一名甥／姪（女）也精神分裂。二〇一二年，幾項進一步的研究更確認了初步發現，確定這些精神疾病的變異和家族史的關係，也更進一步探究其病因、流行病學、觸發因素和始作俑者。
由加爾各答返回美國後的某個冬日上午，我在紐約地鐵讀到兩篇這樣的研究。走道對面有個戴著灰色毛皮帽子的男人正壓制著兒子，也要為他戴上灰色毛皮帽。地鐵到了五十九街，一名母親推著雙胞胎嬰兒車進來，兩個嬰兒一同發出在我耳裡聽來一模一樣的尖叫。
這些研究給了我莫名的撫慰──回答了糾纏我父親和祖母多年的問題，但也激發了更多的新問題：如果莫尼的病是遺傳，那麼他的父親和姊妹為什麼能逃過一劫？觸發他們發病的是什麼？賈古和莫尼的病有多少比例源自「先天」（即容易發生精神病的基因），又有多少比例出自「後天」（如時局動盪、爭吵和創傷等環境的觸發因素）？我父親是否也帶有這樣的基因？我呢？要是我確知了這個遺傳缺陷的本質，我會怎麼做？我會不會為自己或為我的兩個女兒做測試？我會不會告訴她們結果？要是只有其中一個女兒帶有這樣的印記，又該怎麼辦？
我的家族精神病史就像一條紅線貫穿了我的意識，同時，我身為癌症生物學者的科學研究，也集中在基因的常態與非常態。癌症或許可以算是遺傳學最極致的變態──一個病態地複製自己的基因組。這個自我複製基因組的機器搭配了細胞生理，成為了一種形變的疾病。儘管醫學進步幅度很大，我們依舊無法治療癌症，使人痊癒。
不過，我發現研究癌症的同時也須研究其反面。在遭癌細胞侵蝕之前，它的常態是什麼？正常的基因組有什麼功用？它如何維持常數，讓我們看得出來彼此相似？又怎麼維持變數，讓我們看得出來彼此不同？常數與變數，或者常態與變態，又是如何以基因界定與記錄？
如果我們學會如何刻意改變我們的遺傳密碼，又會有什麼樣的結果？要是出現這樣的科技，是由誰掌控它們？誰又該確保它們的安全？誰能當這種科技的主人？誰又會是其受害人？取得和控制這種勢必侵犯我們公私生活的知識，又會如何改變我們對社會、子女和自身的想法。
我們對基因的了解已經到了相當複雜而深入的程度，不再需要在試管中研究和變造基因，而是直接在原有的人類細胞試驗。基因位於染色體，染色體是細胞內絲狀的長條結構，其上有成千上萬連結成鍊的基因。人類細胞有四十六個這樣的染色體（二十三個來自父親，二十三個來自母親）。整組遺傳指令就稱為基因組（可以把基因組想成所有基因的百科全書，包括腳註、註解、指令和參考資料）。人類基因組約含有兩萬一千至兩萬三千個基因，提供建構、修補和維持人體基本的指令。近二十年來基因技術突飛猛進，我們可以解譯某些基因在特定時空如何運作，發揮複雜的功能；有時，我們也可以刻意更動某些基因，改變它們的功能，進而轉換狀態、轉換生理、改變個人。
這種由解釋轉變為操控的發展，正是遺傳學在學術之外造成巨大迴盪的原因。了解基因如何影響人類的認同、性別傾向或性情是一回事，想要藉著更動基因改變認同、性別傾向或行為又是另一回事。前者可能是心理系教授及相關神經學系同僚苦苦思索的問題，後者則包含了許諾和風險，是我們大家都應該關切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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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後，一連串的發現促成了生物學的革命，DNA經確認是遺傳資訊的來源，基因的「行動」也以機械的術語形容：基因把化學物質編碼，製造蛋白質，最後促成了形體和功能。詹姆斯．華生（James Watson）、法蘭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莫里斯．威爾金斯（Maurice Wilkins）和羅莎琳．法蘭克林（Rosalind Franklin）解開了DNA的三度空間結構，畫出了象徵圖像雙螺旋，解譯了三個字母的遺傳碼。
到一九七〇年代，兩種技術改造了遺傳基因學：基因定序（DNA sequencing）和基因選殖（ gene cloning）──基因的「讀」和「寫」（基因選殖一詞包括由生物身上提取基因、在試管中調控它們、創造基因雜交，以及在活細胞內複製數百萬雜交基因等所有技術。）一九八〇年代，人類遺傳學家開始用這些技術繪製並識別和疾病相關的基因圖譜，如亨丁頓舞蹈症和囊狀纖維化。識別這些和疾病有關的基因開啟了遺傳管理新紀元，可以篩檢胎兒，若是帶有突變，即予流產；凡是測試過自己尚未出世的孩子是否有唐氏症、囊狀纖維化、戴薩克斯症（Tay-Sachs disease）的父母，或者測試自己是否帶有BRCA1或BRCA2乳癌基因的人，都已步入這個紀元。基因管理並非遙不可及的未來故事，而是已經正在我們眼下發生。
＊作者辛達塔．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哥倫比亞大學醫學中心癌症醫師、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副教授。著有《重新認識醫學法則》，以及榮獲二〇一一年普立茲獎非小說類大獎的《萬病之王》。他的文章散見於《自然》、《新英格蘭醫學期刊》、《紐約時報雜誌》和《新共和》等刊物。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