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飛車趕往華盛頓大學醫院的路上，我打電話給我的幕僚長羅森堡。我很信任他，也很相信他的判斷。我跟他說明了當前的情況，叫他也趕來醫院，接著我補了一句：「找人一起來，越多越好。」我也不清楚我為什麼要這樣說，但我想應該是我在曼哈頓當聯邦檢察官時培養出的本能：以前只要我們自己的檢察官在法庭碰到麻煩，常用電話動員「所有人到某某法庭支援」。只要接到這種電話，署內所有人都會立刻從辦公桌站起來，即使不知道事由，還是立即前往。只要有一個同事需要幫忙，我們就會立刻出動。
羅森堡使命必達。他跑去叫人，很快就有十幾個律師趕往醫院，他們不知道為什麼要去醫院，只知道我需要幫忙。接著我打電話給聯邦調查局局長穆勒，他正和老婆小孩在餐廳吃飯。我希望穆勒能到醫院親眼見證接下來即將發生的事，所以我才打給他。我跟穆勒交情沒有特別好，在工作場合外也沒有任何交集，但我知道他懂得尊重司法部的立場，而且也非常重視合法、守法的必要。他的一生都在努力用對的方法做對的事情，所以我跟他說明情況後，他就說他會馬上趕到醫院。
一路狂飆至醫院，車子急剎在醫院門前。我跳下車，直奔阿什克羅夫所在的樓層，
發現卡德和岡薩雷斯還沒到，我才鬆一口氣。阿什克羅夫的加護病房在走廊底，裡面只有他一個病人，其他病人已經移至其他病房。走廊燈光昏暗，只有六個身穿西裝的聯邦調查局探員站在走道保護司法部長的安全。我和幾位探員點頭致意後立刻走進病房；阿什克羅夫躺在床上，身上插滿針頭管線。他的皮膚泛灰，而且好像已經認不得我了。我盡我所能告訴他「恆星風計畫」目前的情況，還提醒他這就是他生病前我們一起吃午餐時討論的事情，但說實在我真的不知道他病成這樣能聽進去多少。接著我到走廊上去跟負責保護司法部長的聯邦調查局隊長說話。我知道卡德和岡薩雷斯會帶著特勤局人員過來，雖然這樣說很不可思議，但我很怕他們會把我強制架離，好讓他們可以單獨和部長說話。所以我又打電話給穆勒，他說他已經在路上了。
我跟他說：「穆勒，我需要你命令你的探員，要他們無論如何都不能讓我離開部長的病房。」
穆勒要我把電話拿給剛剛那位聯邦調查局探員。我站在一旁，聽到那位探員俐落地對電話說：「遵辦，長官。」然後他就把電話遞給我，用堅定的神情看著我說：「長官，我們不會讓你離開這裡。此地歸我們管。」
我回到病房後，戈德和菲爾賓也到了。我坐在部長病床右邊的單人椅上，看向他雙眼緊閉，頭轉向左邊。戈德和菲爾賓站在我後面，我當時並不曉得戈德這時正拿著筆，記錄他看到和聽到的一切。部長夫人珍娜站在病床的另一頭，握著意識不清的丈夫的右臂。我們幾人都默默等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