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威爾的引言並不負載真理，但是這兩句話卻時時會印證現實。試圖傳遞真理的史學家和教育者經常必須防範權力者「控制過去」，「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所謂即此───然而，當齊太史兄弟三人與董狐究竟幹了些甚麼、都不為人所知的時候，只好藉文天祥的〈正氣歌〉聊注點墨。倘或再由於時間的乖隔、「民族精神教育」之見疑而見棄，則併文天祥而一筆勾消也沒甚麼了。
曾經感動而形塑某幾代人人格的文化材料果爾不為後人所認識，而新一代人或可能還另有可資感動（而讓他們感到 agreeable）的傳奇，卻無法為前代人所想像、釋懷，這不只是史料存在與否的焦慮，更是典範寄託和傳承的焦慮。
帶著這份焦慮的馬政府檢核小組，被98課綱的制訂者指為「大復辟」似乎有些冤枉；果以字字對照來看所謂「中國史基本教義派」之檢核小組所改易的「17項爭議」，似無反課綱者指稱的「把意識型態的黑手，伸入台灣高中歷史課綱的修訂」之中。然而，檢核小組帶著我所說的「典範寄託和傳承的焦慮」，確實不足以理解98課綱之制訂者在另外兩個層面上推拓歷史教育的用心和目的，而我即使也憂心「連文天祥也將要被徹底遺忘」，仍不能不把這兩個層面向「反反課綱微調者」解釋清楚。
台大楊肅獻教授在五年多前發表的一篇文章〈新政府高中歷史課綱的修訂是『向上提升』？抑或『往下沈淪』？〉即指出：98課綱的第一個空前的方向是將歷史的學習由「詳古略今」翻轉到「略古詳今」，多年來社會大眾的關注都在學界是否參與政治鬥爭、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呼應了政治鬥爭？從而忽略了98課綱在歷史教學取向上的企圖。
楊教授呼籲：「歷史教學的取向應是『略古詳今』。在威權時代，台灣的歷史研究與教學基本上是『詳古略今』。當時，由於政治的敏感，台灣史學界大都閃避中國當代史，台灣史更是大的禁忌。我們的歷史研究大都投注在近代以前的中國古代史，學校的教學，從小學到大學，基本上也是如此。我們的學子對仰韶文化、周代井田等可能朗朗上口，卻對國共內戰、二二八事變等當代歷史不甚了了。這是歷史教育的大扭曲，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歷史教育是如此的。95/98課綱試圖導正此一現象，希望學生多學習一些近、現代史，而少學習一點古代史。因為，近、現代史與我們生活的世界最接近，對瞭解我們當代處境最有關連。一個二十世紀的人，居然對二十世紀的歷史茫然無知，不是很奇怪嗎？但那正是我們過去的舊歷史教育。」
98課綱的第二個不同往昔的層面可能爭議更大。楊肅獻教授的描述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