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教授坦白的敘述是在告訴我們：那九位被新聘進小組的「中研院的中國史學者」就是「黑箱」之人嗎？似乎沒有具體的細節和證據。畢竟我只能隨手錄貼，未曾增刪文本，箇中意思，只好請讀者自行分析、體會。
此外，周教授有一個猜測不能忽略，就是這幾位學者「未必同情台灣史的處境」。如此一來，既設定了敵壘，又鋪陳了懷疑，周教授就決定退出小組，不復問課綱實務，轉而乞靈於爆料文化，意圖向社會大眾指點「黑箱」在焉。這個決定多多少少高估了一般媒體對於教育問題的關懷程度，是以反課綱運動雖然持續在一些中學發酵，但是連電視政論名嘴們也始終沒有把這個課題的重要性與核心爭論向大眾解說清楚過。
不過，一經周教授拈出，日後媒體、學生、社會大眾爭相傳播教育部「黑箱作業」，是為此詞在本次運動中最早的來歷。（順便補充一句：我不認為這一次反課綱運動大聲疾呼的『黑箱作業』是從『太陽花學運』轉植而來，應該是直接從周教授的指控而來）。
周教授是一個成熟的歷史學者，面對自己所要堅持的信念（姑且無論這信念之中又浸泳了多少政治色彩罷）而毅然退出課綱小組，當然也有「保全清譽」的思維，她不願意為一份她既不能掌控、又不能負責的課綱，所以她是這樣說的：
「我認為若不跳出來講，我們很可能撐不過，萬一被88了，怎麼對臺灣社會說明？生米一旦煮成熟飯，還能怎樣？我說，我若跳出來講，說不定社會會支持我們，若社會不支持，也沒辦法，但必須賭一睹。而且為了不落人把柄，我一定必須先辭委員才能對外講。」
果然，周教授披露課綱「黑箱作業」的文字在《南方電子報》刊出之後，一度獲得行政院長吳敦義的保證，台灣史一定維持「獨立成冊」，不會附屬於中國史中。
孰料到了2012年5月，當局忽然施出一招慣技，簡稱：「接獲民眾 技」──教育部突然發給歷史教科用書審定委員「民眾建議意見書」，指定三等級修正（必要修正、強烈修正、積極修正）。據稱於6月開會時，當局又空降了某校政治系教授，從而引發了五千人連署反對。直到走上這一步，教育部仍然沒有發現自己的手腳早就被人看破，不但以為「精神違法」不等於「違法」，甚至已經走上「玩法」不等於「違法」。
然而，這還只是這一次課綱爭議的源起而已，在這前半段的發展過程中，我們看到了制訂課綱的學者自稟良知、自負良能，而積不相容，甚至無從對話，而出之以心理上的排摒、設限與攻防。這是課綱在白紙黑字落案之前的伏筆，也是「古史皆為當下史」的慘澹註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