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過去二十年來對於重塑歷史教育之重要性和迫切感是有其最高指導原則的。
一九九四年五月，李登輝接受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Ryotaro Shiba 1923-1997）專訪，後者的訪稿〈場所的悲哀〉發表於《朝日週刊》。當司馬遼太郎問及台灣各級歷史教育內容時，李的答覆是這樣的：「現在鄉土教育增加了。我要國民小學教育裡多加些台灣的歷史、台灣的地理，以及自己的根等等課程。過去不教台灣的事而是盡是教些大陸的事，真是荒謬的教育。」
在同一篇訪稿中，李更一再清楚地表示「台灣必須是台灣人的，這是基本的觀念。」、「以往掌握台灣權力的、全部都是外來政權。」、「即使國民黨也是外來政權。」
這話聽在受大中華傳統教育者的耳中，不免涉嫌「數典忘祖」，但是它也道出了一個向數十年高壓統治洩出壓力的訊息：被統治者若是承襲了土地鄉里所滋潤的養分，為甚麼不能以記憶回報？
這個聲音直到今天為止，還不見得能完全說服失去又奪回政權的國民黨當局或是它的死忠支持者──這些支持者本來就有一個想像的偉大國度，而他們或與他們親近的祖輩──所謂的根──都來自彼岸。
李顯然並不在意「自己的根」一語有著起源性和歷史性的語意。在他那裡，「根」這個字是純粹生於居留現實的考量。
換言之：本土化潮流在海峽兩岸政治敵對的現實情境裡扭轉成切斷中國文本脈絡關係的趨勢。在此，一項寧靜的文化大革命宣告開始。它不祇是李個人在國民黨內的「自我政變」，更是台灣本土社會在民主、民權實踐過程中的一項發明，建立一個新的民族共同體觀念，而這個觀念若經耙梳，必須啟動對中國文化的縮減。
請容我舉一個最明確的政治操作為例。1997年5月28日，一項由台獨政黨建國黨立法委員陳文輝提出的議案在獲得國民黨立法委員支持的情況下順利通過。這一議案的主要內容是刪除一筆為數2700萬新台幣的「神木保育區」經費。
神木──有如神一般的樹──其實就是樹齡超過數百年以上、仍然存活的大樹。這個保育區內有幾百棵由於地處偏遠、開發甚遲而未遭砍伐利用的紅檜、扁柏等珍貴樹種。陳文輝提案刪除其預算的理由是：原先負責保育工作的林務機關將這些巨樹分別命名為大致與樹齡齡相當的「孔子」、「孟子」、「關羽」、「文天祥」等中國歷史人物。陳認為：「這些都是『中國的古聖先賢』、而非『台灣的』志士仁人。」
經費的砍削導致林務的崩毀，以至於日後欠缺管理督察而遭到破壞、盜伐可想而知。但是這個事例並沒有引起國人太多注意，原因之一顯然是神木不能集結抗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