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政府兩岸與外交政策的斷裂
雖然蔡政府拒絕承認「九二共識」，且在外交上質疑聯合國與其他國家的「一中政策」。日前外交部長吳釗燮並投書《外交家》雜誌，主張聯合國大會二七五八號決議並未涵蓋「台灣是中國一部分」，主張聯合國不應將台灣拒於門外。然而，在內政而言，蔡政府仍延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一國兩區這樣的管制架構。一九九一年修憲時制訂《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明訂「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這個憲法增修條文奠定了兩岸關係的基本架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即在這樣的基礎上立法。
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管制架構下，台灣地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判別點在於「戶籍」而非「國籍」。對於敏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是否為中華民國國民（反之亦然）卻置之未提。蔡政府執政後，一方面拒絕接受「九二共識」，質疑聯合國與其他國家的「一中政策」，另一方面卻延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規範模式，因此產生了一個兩岸與外交上的根本衝突。
因此，居住權爭議一方面是蔡政府兩岸與外交政策的總檢討，另一方面是我國憲政秩序下，對於國人取得中國相關證件的系統性危機。這涉及一個滑坡效應的風險──政府到底應在何時踩下煞車才來得及？
國人取得中國相關證件可能涵蓋：護照、身分證、居住證、（卡式）台胞證等。目前政府延續九一年修憲以來《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規範模式，認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僅能選擇其一，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的戶籍也僅能選擇其一。基於此項邏輯，台灣主要的管制措施為，取得中國戶籍或中國護照者，註銷台灣戶籍。但是這樣的規範模式是否足夠？
事實上，台胞證的法律規範基礎是《中國公民往來台灣地區管理辦法》，此辦法第二條規定台胞證是為了規範居住在大陸的中國公民以及居住在台灣的中國公民往來大陸所設計，這仍然是建立在台灣人是中國公民的基礎上。台灣在九一年接受台胞證有其政治背景、兩岸默契以及事實上的需要。如今的居住證，就政治背景及兩岸默契而言，顯然已有極大改變。
管制居住證的三種途徑
因此，居住證的爭議可以從兩個方向問。一種問法是「為什麼台胞證可以？居住證不可以？」另一種問法是「為什麼護照不可以？居住證可以？」這兩種問法分別從光譜兩端檢視居住證，因為立場的不同，採取了寬鬆兩種不同的管制方式。
蔡政府要管制居住證爭議有三種可能途徑：廢除《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限制公民權以及通報，其強度不一，各有其困難。
首先，廢除《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將陸委會納入外交部，將外交部改名為全球事務部，這是對於兩岸關係釜底抽薪的方式，但蔡政府將引來片面改變現狀、法理台獨的指控。在國內政治以及國際外交條件未成熟前，以蔡英文的保守個性必然不可能改變此一規範架構。
通報的力度較輕，台灣人不至於成為夾心餅乾，也沒有將台灣人推向中國之虞。但這種管制方式不易落實，且無法遏止台灣人取得居住證，無法降低「台灣人被視為中國人」的法律風險。
限制公民權管制強度較高，但有其政治影響，同時涉及我國國民在《憲法》上的權利保障。這涉及兩個層面：第一，我國憲法限制取得外國國籍者的公民權，這個管制規定是否可以延伸到取得永久居留權者？第二，對於外國國籍或永久居留權的管制，是否可針對中國國籍或永久居留權做特殊或歧視性的規範？
管制不能將台人更推向中國
就第一個層次而言，若立法者認為取得外國永久居留權的國民足以影響對於國家的忠誠，進而限制公民權，在符合比例原則的範圍內，應不難通過違憲審查的標準。
就第二個層次而言，涉及到台灣與中國的特殊關係。此一特殊關係的考量能否得到大法官解釋的支持？釋憲實務上，曾經有兩個案子涉及對於中國管制措施的差別待遇──釋字六一八號與七一二號解釋，前者涉及中國籍配偶取得台灣國籍後的公民權限制，後者涉及台灣人收養中國籍配偶前子女的權利。前者因著重國家安全被認為合憲，後者則因違反比例原則被宣告違憲。在限制取得中國居住證的台灣人公民權議題上，仍將圍繞在權利本質、國家安全與比例原則等議題上。以目前兩岸情勢以及大法官組成，其合憲性或將得到肯認。
居住證爭議根源於蔡政府在兩岸與外交政策的不一致，相對於此，居住證是中國外交政策的具體落實：將台灣人定義為中國公民。對於國人取得居住證的管制方式雖有不同，但短期執行上或以通報或限制公民權較有可行性。限制公民權或許可以通過大法官解釋的審查，但在政治層面上如何降低管制的後座力，不至於將台灣人更推向中國，則是蔡政府應仔細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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