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大陸興起的國學熱，其教育部更在明年開始於高校本科專業增設「國學專業」，這個決定進一步讓人見識到國學熱在中國大陸的燃燒。
就「個人利益」層面來說，無論是臺灣國民黨政府把四書列為必修，或者是中國大陸推動國學熱，對於研究中國哲學的中文系出身的人來說，未來就業的工作機會彷彿增大了。不過，對很多知識分子而言，他們會擔憂更多。在臺灣，過去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政治意識形態仍然令很多受西方文化影響的人戒慎恐懼，對把四書列為必修這樣的政策大家鞭韃。最近又有一些議題爭論，包括文言文、調整課綱問題等。
有一批人對儒學抱有期待的，認為儒學的發展不應該跟政治掛勾，甚至認為儒學本身就具備批判力，特別是批判政治權力。也因為如此，有學者對中國大陸的國學熱感到擔憂，他們認為，一旦儒家與政治結合，儒家本身的批判就會消失，反而成為了執政者鞏固權力的有利工具。
儒家本身是否具有批判力呢？西方一些漢學家、哲學家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一批漢學家認為儒學講究的「天人合一」、「氣論」、「禮學」，是鞏固專制、獨裁的哲學概念。說到這裡，對中國歷史了解的人，馬上就會想到漢武帝獨尊儒學，透過天人符應論、五行相剋等讖緯之學和儒學成就了大一統的有力思想。黑格爾批評中國歷史，只有一個人自由，就是皇帝。不管這些觀點成立與否，至少說明了，儒學本身能夠展開的批判，並非理所當然被學者贊同。
清大楊儒賓教授在〈開出說？銜接說？〉一文，從臺灣歷史、文化的發展，企圖說明，儒學本身並不一定跟專制的政治結盟，也可以開展出民主與自由。他延續牟宗三先生的「開出說」，發展「承接說」，認為儒家思想的核心，能夠銜接西方外來的民主思潮，而且是很自然地銜接，不會有衝突，甚至是在這個銜接過程裡激發了儒家內部的民主內涵，或許說：在理念上是「開出」，現實上是「銜接」。
他認為，自1949年後，主導臺灣思想的發展主要有兩支，發展傳統文化包括錢穆、新儒家代表牟宗三、徐復觀等，以及支持西方文化包括自由主義的代表殷海光。 一開始，這兩種思想會有衝突，但是之後都能化解，到了今日的臺灣，民主自由、傳統文化都已經在這片土地得到高度的融合。這樣的一個生態，可以對照中國大陸，甚至可以放眼世界，讓西方人了解到，儒家、傳統文化並不一定是阻礙民主進程的絆腳石。
楊儒賓教授還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觀察，全世界傳統文化主義者都反對西方文化，連民主本身也反對，阿拉伯世界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但是臺灣卻是相當特殊的。另外，楊教授也認為，西方的科學、藝術、民主政治的發展，與自身的傳統文化脫離不了關係，而這傳統文化自然是源自古希臘的哲學傳統以及希伯來的基督傳統，那麼，在東方，要發展屬於自身的民主進程，與自身的傳統文化，恐怕也是密切相關的。
在過去，「現代化」這個詞，是指發展中國家或尚未開發的非西方國家向西方文化包括經濟、社會、政治等各方面的學習，但是在近年來，有一些人認為，中國本身也有「現代化」(內部的，非外來)進程，德國哲學家何乏筆提出了「外部現代化」和「內部現代化」的區分，[1]而中國「內部現代化」可以追溯到宋代。學界有一個詞叫做「唐宋變革論」，最早提出這個概念的人是日本學者內藤湖南。
若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中西文化的現代化，會有什麼不一樣呢？中正大學歷史所孫隆基教授有一篇文章〈「唐宋變革論」在新興的全球史中如何定位〉，提出了相當有意思的觀察，其在最後提出的「大崩壞」理論，目前似乎是歷史學界很受矚目的觀點。該理論說明，人類文明發展到某個階段，都會出現週期性的大崩壞，而目前，世界各國都面臨現代化之後帶來的嚴峻考驗。因此，在全球史的議題下，儒學能夠扮演什麼角色呢？這是筆者目前最為關心的問題。
＊作者為國立中正大學中文所碩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