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轉型低碳經濟的迫切壓力確實也與能源轉型密切鏈結，而此間IPCC強調的科技導向、追求轉型規模的提醒，正是我國直接投入非核能源配比結構後必須更加速面對的挑戰。目前在環保署長於立法院衛福委員會的報告中，已提及我國的能源轉型結構，將將逐步調降燃煤配比，從現在的45%上下，逐步降至2020年的43%，再大幅於2025年降至30%。相對於此，再生能源的占比則將在2025年達到20%，並搭配50%的天然氣。這個轉型情境是理想而有國際觀的。然則，IPCC卻也強調，其過程有賴核能的使用、再生能源的加速部署、甲烷的強化控制、碳補存技術的應用，以及深度強化交通及產業部門的減碳。目前，我國除已採行非核政策外，再生能源部署顯然受限於環境及社會爭議，而碳補存技術的應用亦然。在這種情形下，台灣人民對於如何面臨全球2050年前脱碳之挑戰，應有更理性的思考。至於交通部門的減碳，似乎仍停留在較抽象的效能標準、基礎建設的展望，以及空汙防治等，而欠缺更積極的目標。此外，長期面對減碳壓力的產業部門，如何因應可能更深化減碳目標的國際產業供應鏈要求，如於2050年減少2010年排放基線的75-90%，則更有賴長期的減碳規劃。故此，是否到了我們該認真思考如何將先前的國家預定減碳貢獻（Intended National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INDC）轉換為NDC的時候了。唯有透過認真的NDC討論，人民才能理解，能源開發的問題不單再是開發與生態保育的衝突，而是與氣候災難拔河的條件。
全球碳預算即將用盡
若我們以控溫1.5C為目標，則目前可供排放的碳預算(carbon budget)大約420億噸，大約是當前10年的排放量。
對於我國而言，若期待他人關心我們的生存危機，那我們該如何面對被納入節約國際減碳預算額度的未來呢？同上，我們是該有能用來跟國際溝通的NDC之時候了。
必須積極導入負排放技術或碳移除技術
IPCC同時指出了負排放科技（negative emission technologies; NETs）能扮演的角色。IPCC認為，若要達到1.5C的目標，採用負排放科技或IPCC所稱「碳移除」（carbon dioxide removal; CDR）科技勢必要的。SPM甚至指出，在本世紀，透過CDR來對應最高達10億噸的排碳是必要的。在產業別部分，凡難以達到零碳目標者，如米食、肉品以及航空業，被認為係最值得採行NETs者。惟IPCC也同時指出了部署NETs通常必須面對許多經濟和體制上障礙的事實；例如，生質源能及碳補存科技的應用，乃至復育林地等，便牽涉到土地使用的政策與法規問題。經過歸類，IPCC列舉出兩大類被納入1.5C減緩情境的NETs；即「具碳補存效用之生質能源」（bioenergy with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BECCS)）以及「農業、植林及其他土地使用」（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other land use (AFOLU)）兩大類。IPCC一方面認為NETs對於土地造成可能的影響不低，但另一方面卻也指出，若這是所謂，以自然為基礎的科技（nature-based techniques），則這種大自然提供的成熟選擇，重點應非可行否，而係其密度與規模問題。準此，IPCC是認為BECCS便是較不成熟的技術，仍有賴進一步的驗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