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認因應調適挑戰的能力不足
回到調適面，我們有沒有因應控溫1.5C的調適的能力？當然，IPCC認為，若能如此控溫，地球的調適需求將相對低於2C的需求。此間所謂的調適，係指對於預見氣候及其影響從事調整程序，進而弱化其傷害並探求有益契機的能力。這其中包括了災難管理，以及如何克服因應挑戰之線上政府機關所面臨的制度、技術與財務限制。雖說減緩也可以是調適的選項，然則，迄今其成本效益如何，仍然不易判斷。雖說研究顯示減緩有利於調適之社會經濟效益，然受限於低度政治意願及法律接受度，加上體制束縛，效果如何不易獲得實證。目前較為各方接受並採行的，應是促進公眾認知為主的「氣候服務」（climate services），這是目前已廣泛應用在氣象、公共衛生與防災用問題上的工具，IPCC認為，這可能已是調適的最終選項。由於調適之資金需求通常透過公部門預算來挹注，故此，其受制於上述體制限制之程度相當顯著。這也導致調適成本效益難以給予以量化的評估。
IPCC所指出的調適困境，有正是台灣所面對者，我國必須迅速重整法制、釐清調適事務屬性及權責歸屬，並具體界定當前我國的「氣候服務」情狀，予以體制化、常態化，並將調適的功能性定義；例如，將「對於預見氣候及其影響從事調整程序，進而弱化其傷害並探求有益契機的能力。」納入定義，甚至考慮在溫管法增列專章，與國土三法及相關衛生福利及災防法規形成體系，以利預算編列及事務管考。畢竟，除此特別報告外，巴黎協定也已納入國家調適通報，我國勢必要有足夠具體的法律政策體制來加以因應。
重視氣候落差的問題
在控溫與貧窮的關係上，SPM指出，由於貧窮的人大多依賴農林漁牧維生，故此受氣候變遷的衝擊（水患與乾旱）亦呈現非比例性的偏高，故此，控溫1.5C將有利於調整所謂的不公平（inequality）現象，並避免其貧窮惡化。惟就此SPM特別提醒，故然氣候政策大多與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能相容並具備綜合效益，然氣候變遷的步調與程度，加上減緩的政策佈局與轉型的管理，可能導致彼此間的取捨（trade-off）。就此，IPCC也特別自能源的供、需及土地使用三個面相，綜整了利弊對照表，供決策者參考。
其實，即便是在台灣，偏鄉、原民社區與農業地域，亦同要面對相同之公平性挑戰，若我們認為在資訊社會初始之際，資訊落差是憲法上的平等權問題，那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需求，則更是牽涉弱勢居民或脆弱地區的生存權問題，我們能不加以重視嗎？
我們不能也不應成為因應氣候變遷路途上的孤獨旅人
綜上，台灣始終未在因應氣候變遷的挑戰上缺席，有從未被豁免於其衝擊，然則或許因為公眾認知不足，或許因為法制建設不完備，或許因為政府部門尚待進一步的跨部會整和，方足以因應氣候變遷事務的多樣性。但是IPCC告訴世人，我們就要來不及了！我們被科學說服了嗎？還是我們仍要再等待經歷像美歐日一般的風災、南北台灣一次再一次的暴雨，甚至像深澳電廠一般，一次再因次的政治衝，然後我們才能相信，為了自己及下一代的安身立命，我們是該做些一些什麼了嗎？文末，個人必須再次強調，氣候科技的應用與開發問題，已不能再單純以開發與生態保育的衝突視之，畢竟這些已是我們僅有而能與氣候災難拔河的條件了。
＊作者為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