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德國經濟不僅經受住了中國崛起的考驗，而且還在之後蓬勃發展。在全球政府債務居高不下的環境下，德國平衡的公共財政脫穎而出。當英國和美國的議員們陷入文化戰爭時，德國政界人士仍在實踐妥協的藝術。
如今，德國已從典範淪落為棄兒。其經濟模式失靈、自信心崩潰，政治格局也四分五裂。
這個歐洲昔日的成長引擎已連續兩年萎縮，自新冠疫情以來實現的所有復甦成果都喪失殆盡。同期，德國製造業產出下降了約10%，在成本上升和出口下降的夾縫中求生存的德國企業每月裁員數千人。23日迎來新一屆議會選舉，屆時極右翼政黨的席位可能會成長一倍，分裂的中間派可能難以組建穩定的政府。
有一些外部因素造成了這種困境，比如烏俄戰爭、美國的保護主義以及中國經濟成長放緩。
然而，一些分析師、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認為是德國政府應對不力。原因就在於保守主義，這裡保守主義的定義並非指政治意識形態，而是指傾向於維持現狀而非改變、傾向被動反應而不是主動行動、傾向謹慎而非冒險。
這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帶來的弊端。歷史學家提摩西・賈頓艾許（Timothy Garton Ash）說，只要德國經濟還在成長，挺過金融危機和歐元區債務危機，就不會有糾正路線的壓力。賈頓艾許著有《家園》（Homelands）一書，該書講述了過去50年的歐洲歷史。
「德國是最後一個醒悟的國家，因為他們曾經做得最好，」他說。「這是對政治、商業以及某種程度上知識精英的批評，因為他們的職責本應是展望未來，預見即將到來的挑戰。」
一場能源危機的產生
德國曾是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先驅。25年前，德國頒布了第一部宏大的可再生能源法，目標是到2045年實現溫室氣體中和，比大多數其他國家都要早。
鮮為人知的是，德國在這方面成效甚微。據德國政府稱，雖然2023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的水準下降60%，但當年的大幅下降是源於經濟衰退。根據數據看世界（Our World in Data）的數據，如今，德國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高於全球和歐盟的平均水準，高於英國和法國，僅略低於中國。此外，根據歐盟官方統計數據，2024年上半年，德國家庭支付的電價是歐盟最高的。
美國和歐洲盟友曾警告德國，它過於依賴俄羅斯。然而，2014年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時，梅克爾並沒有採取行動改變現狀。後來，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其他地區並開始限制天然氣供應，導致價格飆升並迫使柏林方面重啟閒置的燃煤電廠，梅克爾的繼任者蕭爾茨（Olaf Scholz）也同樣無動於衷。
「共識社會的問題在於，有時共識是錯誤的，而當共識錯誤時，就沒有糾錯機制，」去年年底出版的《完蛋了——德國奇蹟的終結》（Kaput —— The End of the German Miracle）一書的作者明肖（Wolfgang Münchau）說，「這與吹哨人社會截然相反。」
在冬季短暫延長使用期限後，德國最後三座核電站於2023年4月關閉，而當時一場能源危機已開始拖累德國經濟。
優柔寡斷助長大規模移民湧入
2015年，梅克爾允許數十萬滯留在希臘和匈牙利之間的中東、中亞和非洲尋求庇護者入境，當時許多德國人對此表示歡迎，他們紛紛湧向火車站迎接這些新來者。
這場戰後德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移民湧入潮源於德國政府的優柔寡斷。正如《世界報》（Die Welt）副主編羅賓・亞歷山大（Robin Alexander）在他2017年出版的《被驅使者》（Die Getriebenen）一書中所描述的那樣，根據申根免簽旅行區的規定，德國邊境已經處於開放狀態。隨著那些移民到來，梅克爾選擇不關閉邊境。
為什麼？因為關閉邊境有可能會在法庭上受到挑戰，而且邊境警察有可能不得不使用武力來保護邊境。
「（德國）邊境之所以保持開放，不是因為梅克爾故意決定這樣做，也不是因為聯邦政府中的任何其他人，」亞歷山大寫道。「在那個關鍵時刻，根本沒有人願意為關閉邊境承擔責任。」
在歷史學家、柏林保守派智庫Republik21負責人安德烈亞斯・勒德（Andreas Rödder）看來，「梅克爾總是善於分析……為什麼這樣做行不通，為什麼那樣做不可能，但她不善於找到讓事情變得可行的辦法。這是一種德國人的態度，但也非常歐洲化。相比之下，美國人更善於嘗試新事物，然後看看會發生什麼。」
隨著德國民眾對移民的情緒惡化，極右翼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or Germany, 簡稱AfD）的勢力不斷壯大，歷屆政府對移民法進行了漸進式修改，但收效甚微。
去年德國登記的庇護申請超過25萬份，數量低於2023年，但高於2016年以來其他任何一年。如今，移民的就業率低於德國人，犯罪率卻高於德國人。僅聯邦政府每年在難民和尋求庇護者福利上的支出就高達300億歐元（約合1兆333億新台幣），超過了德國國防預算的一半。
在勒德看來，德國在環境變化時無法調整路線，這從其核能和移民政策中可見一斑，暴露出他所說的自兩德統一以來已根深蒂固的「靜態世界觀」。
他說，在柏林圍牆倒塌塵埃落定後，德國國內普遍認為世界也已找到穩定狀態，德國不再需要改變。
德國汽車企業落後
德國車企後來發現，製造電動車在很大程度上與電池和軟體有關，而那些擅長製造活塞和燃油閥的人不一定擅長這些。繼特斯拉之後，中國汽車製造商如今在電動汽車技術方面已經超越德國競爭對手，侵蝕了後者的市場份額。
獨立汽車行業分析師皮珀（Jürgen Pieper）表示：「如果你稱霸市場近40年，尤其是在高端領域……那麼像埃隆・馬斯克（Elon Musk）那樣從頭開始重新思考事情的意願就不會很高。」
在明肖看來，這說明了德國經濟的一個核心弱點：依賴機械工程、化工等模擬技術，德國經濟之所以能生存下來，得益於微調和運氣——從歐盟的擴大到中國的崛起，這些都開闢了新的市場和低成本的生產基地。
但這種模式正在落後。根據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的數據，2023年，德國的專利申請量為13.3萬件，不到南韓和日本的一半。德國的大多數專利都集中在機械和工業應用領域，而電腦技術和數位通信分別在美國和中國佔據主導地位。
「即使在今天，（德國）所有的辯論都還是關於如何讓製造業重回正軌，將這種模式的壽命再延長10年，」明肖說。「人們談論的是競爭力，而在美國，人們談論的是成長。」
掉轉船頭
德國並非一直都規避風險和抗拒變革。二戰後，創新和創業精神席捲德國，到20世紀50年代，德國經濟已經超過法國和英國。
德國領導人過去也曾抓住機遇，承擔風險。儘管英法兩國存在疑慮，但時任總理柯爾（Helmut Kohl）還是力主兩德統一。面對創紀錄的失業率，時任總理施若德（Gerhard Schröder）公布了不受歡迎的勞動力市場和福利改革措施，使德國經濟走上了20年的成長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