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李光耀在經濟上取得了成功。由于李光耀的親西方路線，新加坡在獨立後獲得了大量的西方投資，人民在經濟上受益，這條路線因此被認為是走對了。歷史似乎只能由勝利者書寫，新加坡人于是患上了集體健忘症。
在一個公民素質優良的民主國家，即使政府能搞好經濟，也絕不允許他們去侵犯人權，因為人不是經濟動物，而是必須享有權利和尊嚴的公民。但是，新加坡人是被李光耀所嚴重歧視的人民。他曾在1978年對前來訪問的鄧小平說︰「新加坡人大多是福建人和廣東人的後裔，祖先都是目不識丁、沒有田地的農民。」他赤裸裸地宣稱︰「至于群眾在不同時刻怎麼看待我，我認為完全不重要。」
既然視新加坡人為不值得尊重的賤民子孫，李光耀便擺出一副「受我恩惠不許忤逆」的嚴父姿態。他深知人性的恐懼與貪婪，因此利用他的宣傳機器一再重復這種觀點︰「沒有李光耀，就沒有今天富裕的新加坡。」他還嚇唬新加坡人說︰「我們必須把人們收監，毋須審判。」「如果不這樣做，今日國家就會滅亡。」
然而新加坡人也真的可以被忽悠，很多人居然相信李光耀如此明顯的邏輯謬誤。在這裡李光耀犯下的是「虛假兩分」的邏輯錯誤，他讓那些頭腦簡單的新加坡人相信，該國只存在兩種非此即彼的選擇︰要麼尊重人權，要麼貧窮亡國。事實上，尊重人權與發展經濟並不是對立的，反而是互相促進的。
◎ 人民的背叛與知識分子的軟弱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和政治評論家施萊辛格曾有這樣的名言︰「在自由社會，焦慮驅使人民成為自由的叛徒。」在像上帝一樣英明的國家領袖面前，住上了舒服組屋里的大多數新加坡人感恩戴德，他們害怕失去較為富足的生活。來自政府的謊言更容易成功，因為說謊者事先知道人們恐懼什麼，希望什麼，從而引導了輿論。而普通人由于懼怕社會孤立，會對主流的優勢輿論采取趨同行動。
這就形成了「沉默的螺旋」現象︰心懷不滿者不敢公開發表意見，不佔主流的受害者及其親屬處于無助的地位，越發孤寂下去。李光耀使用各種手段打擊異議人士，鉗制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逼得反對派走投無路。這種對人權的壓制，被一些新加坡人看作是為使社會井然有序必須付出的代價。享有現代化生活方式的新加坡人，並未隨之發展出現代化思維。
那麼新加坡知識分子呢？難道他們不應該是守護人權價值、揭開歷史真相的人？筆者孤陋寡聞，只能從中文出版物上一睹新加坡杰出華人知識分子的陣容。首先是《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動》一書的編者和作者傅樹介，陳國防和孔莉莎等人，《我的黑白青春》的作者——林清祥的弟弟林清如。其次有挑戰主流歷史論述的覃炳鑫等新加坡學者。此外還有一個叫「圓切線」的批判性思想團體，那些中青年學者挖掘本國的歷史，爭奪由當權者獨佔的歷史解釋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