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發往新加坡的唁電中，習近平將前總理李光耀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其實，這算不上是官方定調，因為至少從1980年開始，中共喉舌《人民日報》就將這一稱呼送給了這位新加坡「國父」。
根據我的統計（更多數據見《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人民日報出版社2014年5月），2013年之前《人民日報》曾經12次稱李光耀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在我依據被稱呼次數計算的「老朋友」榜單上，李排名第15位，和贊比亞前總統卡翁達並列，領先於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10次）。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這個屢屢引發人們興趣的中國特色外交語彙，很好地體現了中共的修辭手法：將「人民」和「黨」之間畫上等號。說到底，這個標籤是以中共為中心的，它的判斷標凖說穿了就是「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
誰才是「老朋友」？
1976年5月12日毛澤東會見李光耀由張玉鳳和護士長扶起來與其握手。
我將《人民日報》命名的六百餘位「老友」分為四個世代：記者斯諾和醫生馬海德是第一代老友的代表，他們在1949年之前來到中國，或是向世界介紹當時還很弱小的中共，或是在戰場救死扶傷。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登場的是第二批「老朋友」，在冷戰的國際局勢下，在國際舞台上能否「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更多成為判斷是否老友的標凖，因此這個時期的老朋友大多是社會主義陣營和第三世界國家的領導人，比如柬埔寨的西哈努克。
1972年中日建交和基辛格訪華，則標誌著另一批為國家友誼破冰的老友出現，他們有的是民間外交使者，有的則是政治人物。改革開放之後，第四批老友幫助中國逐步融入世界主流秩序，登上國際舞台。最典型的例子當屬為北京申奧幫忙不少的前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
隨著國際局勢的風雲變幻，這四代老友的角色和發揮的作用完全不同。但根本的「友誼」判定標凖始終不變：在某一具體的歷史階段有利於中共的利益。
曾經的「傀儡」
1955年8月2日，李光耀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人民日報》。在第4版的一組國際新聞裡，當時身份為人民行動黨立法議員的李光耀要求立即在新加坡實現完全的獨立。
看上去，在當時的反殖民獨立運動浪潮中，李光耀有望成為我所定義的「第二代老友」的一分子。但很快，他就亮明瞭在國際舞台上的陣營選擇：親西方。
1963年11月16日，《人民日報》上第一次出現對李光耀的負面評價，語言極富戲劇性：「拉赫曼、拉扎克、薩頓和李光耀等人就是這樣從英國的褲襠裡鑽出來的。」這句話出自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艾地之口。
李光耀祖籍廣東梅州，新加坡則是中國以外唯一一個華人建立的國家。因此，他與中國有著不解之緣。
從1966年4月25日開始，李光耀的名字和「傀儡」二字緊緊地捆綁在了一起。「帝國主義者的傀儡」、「新加坡李光耀傀儡政權」、「拉赫曼—李光耀傀儡集團」等是最常見的搭配形式。當然還有更難聽的，比如「美帝馴服的走狗」。1968年11月14日的一則報導中，甚至直接引用了「吊死拉赫曼、李光耀傀儡」這樣的標語。根據我的統計，《人民日報》曾經94次稱李光耀為傀儡，是「老朋友」稱呼的近8倍。
這當然是與當時特殊的國際、國內局勢有關。李光耀堅定的反共立場，再碰上文革期間中國瘋狂的政治生態和輸出革命的野心，讓他被中共宣傳機器狠狠釘在了「帝國主義走狗」的恥辱柱上。
那是一個敵我分明的年代。從1967年開始，蘇聯向新加坡給予經濟和技術援助，這被《人民日報》形容為「蘇修叛徒們加緊了他們和李光耀及拉赫曼傀儡集團的勾結。」
在那段時間裡，李光耀確實對共產主義運動進行了殘酷鎮壓。他全面禁止毛澤東著作的出售、散發和發行，一旦發現任何人攜帶印有毛語錄的材料，都要逮捕和懲罰。1969年3月30日的《人民日報》，報導了一則新加坡青年因持有紅寶書被捕的案例：
「一名因擁有革命寶書《毛澤東選集》而被李光耀傀儡集團拘捕的新加坡青年工人，最近在敵人的『法庭』上大義凜然地對反動派進行了嚴厲的譴責，並勇敢地指出革命寶書《毛澤東選集》是被壓迫人民求解放的真理……他說：『在美英帝國主義及拉赫曼、李光耀統治下，社會黑暗，罪惡無窮，人民生活多災多難。我覺得《毛澤東選集》裡有無數真理，能夠解救苦難深重的人民。』……『李光耀剝奪了人民的民主權利，所以，有罪的不是我，而是李光耀政權。』」
從「走狗」到「貴賓」
李光耀和鄧小平都是務實主義者，現代化是首要目標，全力追求GDP，將新加坡和中國從第三世界國家變為第一世界國家。
1971年5月2日，《人民日報》最後一次批評李光耀為「走狗」。僅僅一年之後，這份中央黨報的態度就發生了180度大轉彎——在1972年7月16日的報紙中，他以新加坡總理的身份接見了中國乒乓球代表團，並「同代表團負責人和中國乒乓球運動員進行了友好的談話」。
這是乒乓外交的又一次上演。從70年代初開始，中國的外交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與美日建交是那個10年中最重要、也令世人震驚的外交事件。類似的外交努力可謂全面開花，不僅僅發生在大國，也發生在新加坡這樣的小國。
而對於李光耀來說，他的親西方、反共、反華立場也是高度實用主義的。隨著中國不再輸出革命，並轉而走向市場經濟，新加坡自然也沒有必要一直對中國保持警惕和敵意。
1980年11月11日的《人民日報》頭版，報導了李光耀來訪的消息，並稱其為「貴賓」——從「走狗」到「貴賓」，相距不到十年。也正是在那一則報導中，李光耀第一次被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在李光耀眼裡，胡錦濤和溫家寶是最後一批受蘇聯時代影響的領導人。
其後，隨著1990年中新建交，他的「老朋友」地位也得到了鞏固和強調。值得一提的是，這個建交時間實際上非常晚。為了在東南亞鄰國中獲得更好的接納、消除猜疑，李光耀一早就做出了聲明：新加坡會是東盟中最後一個與中國建交的國家。
從這個角度來說，今日的中共對李光耀「友誼」的熱情讚頌，實際上並無堅實的根基。恐怕這種熱情讚頌的根源並不在於歷史，而在於現實——對於同樣高度實用主義的中共而言，新加坡的威權治理模式、李光耀對「亞洲價值」的鼓吹，都是值得借鑑和利用的資源。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曾經是「傀儡」和「走狗」的李光耀如今會被再三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了。
作者簡介
方可成，著有《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人民日報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同時是政見CNPolitics團隊創始人。他曾任《南方週末》時政記者，現為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生，研究方向為中國媒體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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