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學、政治、宗教及道德倫理等領域，對「生命價值」的看法各有不同。哲學與倫理學普遍認為，生命的價值應該是不變的，應當被保護，不可被剝奪。然而，當這些觀念進入政治與司法領域時，生命價值會根據具體情境有所區分，特別是在討論死刑存廢時，犯罪者與受害者的生命價值，如何被對待衡量時。
當討論死刑是否應該保留時，不僅應考慮犯罪者的生命價值，更應審視受害者的生命價值。法律懲罰是否能真正體現對生命的尊重，是否能公平地回應罪行，這是必須檢討的問題。廢除死刑是否會導致整個社會對生命價值的普遍貶低，也應該是討論的核心之一。
雖然台灣約八成的民眾仍支持死刑，但廢除死刑卻在制度上悄然推進。推動廢除死刑的主要力量，來自於民進黨、廢死聯盟，以及其它支持廢死的社會團體與組織。
儘管多數台灣民眾，在觀念上仍反對廢死，但「廢死」在制度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導致近年來，實際執行死刑的機會，變得極為罕見。
2024年9月，台灣大法官針對死刑進行釋憲。雖然釋憲結果保留了死刑，但實際上卻提高了執行門檻，使其幾乎無法實施。針對精神障礙者的豁免、強制辯護制度，以及法官一致決議「死刑」的要求，使得死刑幾乎無法執行。儘管法律上仍然保留死刑，但這等同於從程序設計上，有接近廢除死刑的效果，
這一結果引發了激烈的社會討論。雖然，支持廢死的人士則認為，死刑並不能真正解決犯罪問題。他們主張，死刑不具有效的嚇阻作用，反而可能導致司法錯誤，使無辜者付出生命的代價。廢除死刑，是為了避免這種無法挽回的錯誤。
然而，反廢死者則堅持，死刑作為一種極刑懲罰，對於重罪具有必要的威懾作用。廢除死刑可能削弱司法對重大犯罪的控制力，甚至會助長更嚴重的犯罪行為。他們舉例，在某些國家如日本和新加坡，死刑被視為有效的嚇阻手段，尤其對於暴力犯罪的控制起到關鍵作用。
相比之下，一些已廢除死刑的國家，如歐洲某些國家，儘管沒有明顯的犯罪上升，但部分國家的重大致死的刑事案件，有逐年增加的趨勢，這引發了對法律威懾力的質疑。
過去2、30年，廢死成為一種社會、甚至政治運動，宣揚廢死的聲音，常常大過反對廢死的民意。我們不可忽視，這些沉默大多數的心聲和不滿。
他們不滿和質疑包括，將死刑改無期，終身監禁費用交由全體納稅人共同承擔，對於受害者家屬來說無疑是二次傷害。難道受害者家屬，所繳納的稅金，還要來養活那些理應被死刑的罪犯嗎？這對那些失去親人的家庭，顯得極為不公平與殘酷。
還有人呼籲，支持發死的人，要為他們的主張承擔責任和義務。要求支持廢死的組織，應該參與負責管理這些罪犯。如果這些罪犯在服刑期間又犯暴行，或終有一天重獲自由，又對社會造成其損害，那麼廢死組織應該承擔法律責任和賠償責任。
死刑存廢的討論，不僅是法律層面的，它關乎整個社會，對生命價值的認知與倫理聯動。在討論廢除死刑的同時，我們必須考慮：
1、當懲罰的力度下降，社會是否會因此失去對生命的敬畏？ （相關報導： 劉育偉觀點：不對等的分配─犯罪受害人舉證型態改變的可能性 ｜ 更多文章 ）
2、如何在保護犯罪者基本人權的同時，確保正義的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