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普遍相信嚴刑峻法，認為嚴刑峻法是消除暴力與犯罪的唯一解答，同時更認為嚴刑峻法就能補償受害者，受害者就會比較好受，就能實踐對受害者的正義。而作為一個性暴力受害者，雖然我不能代表所有性暴力受害者，更不能代表其他犯罪或暴力的受害者。但至少相對於那些成天鼓譟加害者去死的「觀眾」，我認為我更有資格說些什麼。而我想對這個現象送一句話：「唬爛！」。
以我個人的經驗，我遇到的是我在國中被性侵後，傷心難過、孤立無援的我一告訴輔導老師，輔導室立即通報上級機關、通知家長，我在我最脆弱的時候必須面對警察、檢察官，這一些一直是冷冰冰的，沒有人關心我的「心情」，而是「案情」。甚至要面對家長的責罵，警察與檢察官的質問、言語性騷擾與性別歧視言論（警察與檢察官質問我有沒有明確拒絕，甚至警察問我加害者帥不帥），前前後後使我遍體鱗傷。
因此我認知到，社會在乎在「通報」、「判刑」，著重的是是否能將加害者繩之以法，是基於國家體制認為要「安定社會」、「排除危險份子」、「將責任全部推給加害者」等思維，從頭到尾就不是為了受害者與消除犯罪的根源，更不會在乎這種做法是否真的補償了受害者、是否真讓受害者好過些、是否實質改善受害者的處境，以及受害者的背景與其他的一切（我當時是因為被家暴後離家出走，晚上隻身一人在路上面臨性侵的），甚至不在乎這些過程是否會對受害者造成再度傷害！並且至今，不只是類似的犯罪，連教育、警政、司法、社福系統的不友善與缺失，都沒有獲得多大的改善，更不要說這些是乏人問津的，大家只想要嚴刑峻法而已。
我認為刑罰有它存在的必要性，但基本上目的應著重在「再教育」，與社會文化、環境結構的改造，所以應該要從「對人權最小的侵害」來量刑，將資源與力氣投入在有實質意義的行為上，如：教育、要求勞動等。不是說所有狀況都要判很輕，而是說相似的犯罪、同樣的效果下，不應該無限上綱的使用重刑（如：酷刑、死刑），因為過度的刑罰實質上並沒有任何意義，充其量只是「以牙還牙」。而以牙還牙頂多用來洩憤，更不要說常常還是「觀眾」在洩憤，不是受害者本身。這樣暴力與犯罪還是會再發生，受害者的權益也沒有得到任何實質保障。
而且，大家有想過嗎？在我們剛受害的時候，很多人對加害者其實是會有恐懼的，對於加害者的一切根本不想聽聞，所以若嚴懲加害者讓我們知道也是在「折磨」我們，但如果我們「不知道」，懲罰他也不會帶給我們任何「好處」。且就算當下很恨加害者，多年後若我們放下，但他已經遭受酷刑與死刑，我們也不會有插嘴的餘地，但卻要我們承擔酷刑與死刑的承重，甚至連當下我們的感受也不是重點（重點一直是「觀眾」的殘暴慾望），充其量嚴刑峻法只是那些嚷嚷的「觀眾」，可以利用我們的處境來獲得快感罷了！且嚴懲加害者後，受害者就毫無「利用價值」了，這之後受害者的任何想法或需求，都很容易被視作是「予取予求」、「得寸進尺」，這不僅使受害者孤立無援，甚至可能導致受害者成為下一個加害者，然後在陷入這種社會暴力的循環中。
這個社會從頭到尾都不在乎受害者，也不在意要如何改造社會，不要在創造下一個加害者與受害者，酷刑與死刑只是洩憤用的，對於加害者、受害者甚至社會一點實質幫助都沒有，一時的洩憤（常常還不是受害者的）到底帶來了什麼？判刑前後完全「堵住受害者的嘴」！ （相關報導： 割喉案成死刑推手？法務部：審核作業5月就開始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恐性與受暴連線召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