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作為中國近代現代性，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地方。19世紀，因為滿清的積弱與帝國主義的侵略，把香港的香港島和九龍半島割讓給英政府，之後簽訂條約，把新界出租給英國99年。
中國近代一直陷於內亂，從推翻滿清以來，內戰持續、抗日侵華，直到1949以共產黨取得大陸政權，在此期間，一般老百姓因為中國大陸的戰爭與貧窮，南渡香港。隨著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部分中國知識分子因政治信念，南渡香港，此鑒於當時由英國政府管理的香港，擁有一定程度的言論自由、書寫自由、宗教自由。後來一連串的社會主義運動至文化大革命，大量人民偷渡至香港。以上事情，作為90年出生的我並不陌生，因為這就是我家族的記憶。
1989年六四事件，個人認為，是香港人的集體創傷。我們的上一輩、上上一輩，都來自中國大陸。他們熱烈的希望中國有所前進，在學生抗議時，香港百萬人上街遊行表示支持學生的訴求，直到在電視上目擊六四的鎮壓，令港人心碎。六四事件，無疑是香港的集體創傷，亦直接促成九七回歸的焦慮與恐懼。
「香港人」從上一代、上上一代，逃至香港，後來又因各種政治變化，下一代、下下一代，選擇離開香港。「離散」，一直是香港的主題。歷來一直批評香港人對政治無感，這並非完全正確。香港人對六四事件持續了三十年的紀念，每年當天，港人湧入維園舉起蠟燭，可以持續那麼長久的紀念，香港人是對政治無感嗎？
如果以中國現代性框架看待，香港在中國現代性的進程中，確實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因為英國過百年的統治，香港建立了一定的民主自由社會，亦沒有否定中國傳統文化，成功地把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性理念結合起來，作為「混血兒」的香港人從來沒有感受到有何衝突。這本來可作為建立理想「中國」的參照，而1949南來的新儒家代表唐君毅先生亦如此期望。
唐君毅先生在香港建立新亞書院，從最初認為香港作為洋人走狗之地，後來改變想法，認為自己得以來到香港，是上天還想留下中國文化種子，對香港作為中國現代性的參照抱有期待。唐先生在香港致力自己的政治理想，除了書寫以外，亦把時間大量投入建立書院、教學的活動，直至病逝。
香港的形成，從來與近代中國的歷史脈落無法分開，亦為過去的中國歷史留下記憶。 （相關報導： 風評：監察院不是陳菊護航民進黨的側翼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中文所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