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1年蘇聯解體以來，古巴正經歷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幾週前，哈瓦那（Havana）政府正式向世界糧食計劃署請求七歲以下孩童的奶粉。3月中旬，CBS新聞播報：「一小群抗爭者走上聖地牙哥（Santiago）的東部城市，批評長達八小時的停電、以及全國的糧食短缺。」3月下旬，715,000桶原油緊急從俄羅斯抵達馬坦薩斯（Matanzas）港口——這是一年內首度運往古巴的石油——而中國最近同意運送70公噸的米，這是總計400公噸的六批米中的第一批。
住在哈瓦那的一名35歲會計師比亞特（Zuldaimis Biart）告訴《Truthout》，當前的危機「直接影響到低收入人群、工人、帶小孩的母親、以及老人」。以她個人來說，她的薪水「無法滿足食物、醫藥、個人衛生、衣服、以及基本鞋類等最低需求」。
比亞特指出，不是每個人都能使用三年前推出的、被稱為「MLC」（自由兌換貨幣）的數位兌換貨幣，因為並非每個人都能收到海外親戚的匯款。比亞特認為教育和公共醫療照護系統的狀況正在惡化，是因為「所有國家機構都苦於大規模移民以及資源匱乏的問題」。
來自哈瓦那的一名34歲建築工人艾瓦雷茲（Asiel Álvarez）告訴《Truthout》，他也因為古巴貨幣體系最近的變革而面臨壓力，指出「他的薪資不足以購買任何產品」。根據艾瓦雷茲，電力短缺的問題現在不斷發生。
三年前，當古巴各地城市爆發了國家持續停電以及整體經濟狀況下滑的抗爭，總統米格爾・狄亞士-卡內爾（Miguel Díaz-Canel）迅即走上抗爭所發源的哈瓦那街頭。古巴國家電視台拍攝的一些與當地居民的激烈對話中，狄亞士-卡內爾代表了政府對危機的觀點。他跟一名顯然很痛苦的年長市民說：「親愛的，我們不得不切斷電源，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燃料！」在一個總統鮮少於危機中露臉的區域，更別提還跟抗爭者見面，狄亞士的舉措展現了政治勇氣。然而直至今日，危機仍在持續。
由於美國嚴厲的經濟制裁以及華府扣押了委內瑞拉的石油公司CITGO，委內瑞拉的石油產量正處於數十年來的最低點。高度仰賴委內瑞拉石油進口的古巴，數年來一直受此事態發展衝擊，因而陷入能源危機。雪上加霜的是，古巴還沒從新冠疫情中復原，疫情迫使其關閉旅遊產業（該國經濟中最大的行業），因為古巴基於防疫而與外界隔離。
然而，古巴經濟困境最大的罪魁禍首是美國政府，它對古巴實施了長達62年的嚴厲經濟封鎖。1960年4月，負責美洲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馬洛里（Lester D. Mallory）在一份備忘錄中提到，多數古巴人民支持年輕的革命領袖斐代爾・卡斯楚（Fidel Castro），他發動的七二六起義在1959年1月推翻了華府所支持的殘酷獨裁者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根據馬洛里的分析，他寫道：
「應該立刻採取任何可能的手段來削弱古巴的經濟生活。如果這樣的政策被採用，它應該是一項積極決定的結果，此決定將引起一連串盡可能靈巧且不引人注目的行動，以在拒絕向古巴提供資金和物資方面取得最大進展，進而減少貨幣和實際工資，帶來飢餓、絕望、以及政權的推翻。」
冷戰期間，古巴透過與社會主義集團國家貿易，成功減輕了美國經濟封鎖的全面衝擊。蘇聯在1960年到1985年間以優惠價格購買了古巴的糖、鎳礦、蘭姆酒、以及菸草，根據一位專家表示：「蘇聯對糖的補貼總額超過了220億美元。」1992年，蘇聯解體使古巴經濟墜入被稱為「特殊時期」的重大危機的一年後，美國電影製作人艾波（Jon Alpert）請斐代爾・卡斯楚針對經濟發表評論。卡斯楚的回答很簡單：「我們的問題是封鎖和社會主義集團的終結。」他說：「我們有85%的貿易是與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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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96年，隨著《古巴民主法》和《赫爾姆斯-伯頓法》的推行，纏繞古巴的經濟絞索變得更緊了。這些由國會通過並由柯林頓總統實施的法案，確立了任何與古巴交易的非美國企業，都可能招致法律制裁。西班牙政治人物岡薩雷斯（Fernando González Laxe）在歐洲理事會議員大會一份評論《赫爾姆斯-伯頓法》的報告中指出：「該法案的治外法權，體現在第三國的公司可以在美國法院被起訴，而它們的主管和家人可以被禁止進入美國。」對岡薩雷斯而言，「加拿大、歐洲、以及拉丁美洲的公司和公民將是最需要被擔心的。」
數本關於古巴的著作的作者、以及留尼旺（La Réunion）大學的講師拉姆拉尼（Salim Lamrani）告訴《Truthout》，在川普執政下，「華府重返了對抗的政策，四年來實施了243項新的制裁，每週超過一項制裁，矛頭指向古巴經濟的重要部門，例如醫療服務的出口、旅遊、以及匯款。」這些制裁當中，拉姆拉尼指出：「有50項制裁在新冠疫情間實施，剝奪了古巴的重要設備如呼吸器，並嚴重影響了保健系統。」
更糟的是，川普政府在2021年將古巴重新列入美國指控資助恐怖主義的國家名單中。諾丁漢（Nottingham）大學榮譽教授卡普西亞（Antoni Kapcia）告訴《Truthout》，雖然此舉「沒有得到歐盟、加拿大、或英國的支持」，但它「影響了歐洲在古巴的業務，因為歐洲銀行和保險公司拒絕處理古巴實體的付款、也拒絕為在古巴停留提供保險。」卡普西亞表示，把古巴列入資助恐怖主義的國家名單「使其比起2017年以前，在購買或支付進口品（特別是石油、醫藥、和食品）方面要難上加難，這很大程度地加劇了經濟局勢的惡化。」
《我們是古巴！革命群眾如何在後蘇聯世界生存》（We Are Cuba! How a Revolutionary People Have Survived in a Post-Soviet World）的作者亞菲（Helen Yaffe），在被問到為何拜登政府沒有恢復歐巴馬先前的古巴政策時，她告訴《Truthout》，雖然在2021年7月11日的抗議後，「拜登起初沒有就國家對古巴的政策做出重大改變」，但是「拜登被明確告知，革命國家脆弱且瀕臨崩潰，他不需要做太多就能成為終於見證古巴社會主義崩潰的美國總統。」不過，根據亞菲的說法，古巴正瀕臨崩潰的想法並不準確，因而拜登政府自身加倍努力增設了幾項制裁。
接受《Truthout》訪問的古巴公民的絕望和憤怒，是顯而易見的。
「我看不到人們的未來。」來自哈瓦那的建築工人艾瓦雷茲說道。「就我個人而言，我看不到未來。」
桑切斯坦言：「在歐巴馬擔任總統期間，古巴經濟曾蓬勃發展，私營部門有更多創業機會，人們也能獲得更多基本必需品。」在桑切斯看來，新冠疫情是場災難，而政府不久後做出貨幣改革的時機點亦是。
她表示「整個系統都崩潰了」，而一切的價格都在增加：「食物、醫藥、住房、環境衛生。」從桑切斯的觀點，通膨沒有停止，而「國家自身卻提高了基本必需品的價格。」
李維拉（Carlos Rivera）是一名40歲的醫護人員，她在哈瓦那的一家公立醫院工作，也要求使用化名。對李維拉來說：
「今天，危機還沒結束，我們不知道這一切將在哪裡結束。我們看到醫院被打壓，儘管醫療服務是國家外匯的重要來源，甚至也沒能至少改善在部門裡工作的人們的工作條件。另一方面，石油危機正嚴重打擊我們。交通運輸的問題非常嚴重。」
李維拉表示，哈瓦那的人們可花上三小時等待大眾運輸——他們希望這些時間可以拿來做其他事。
古巴媒體《La Tizza》的一名古巴記者羅西克（Iramís Rosique Cárdenas）在接受《Truthout》採訪時指出：「目前，受控管的基本物品籃（一種補貼的食物包）的供應也有嚴重問題，例如四月作為主食的米糧還沒抵達。」在他看來，「我們世界的未來是不確定的」，因為「我們未來的任何機會，取決於古巴能否完全融入世界市場（無論是好是壞），而我們所遭遇的經濟戰爭阻止了這件事。」
對阿姆斯壯（Fulton Armstrong）來說——他是華盛頓特區美利堅大學拉丁美洲專題的高級研究員、也是向中情局（CIA）匯報的國家情報委員會（NIC）的前成員——儘管存在其他因素像是新冠疫情、委內瑞拉的經濟危機、以及古巴政府自身的經濟錯誤和缺乏改革，古巴當前困境的首要因素仍是美國的經濟封鎖。阿姆斯壯在近期接受德國公共廣播公司《德國之聲》（DW）訪問時指出，雖然一些反對古巴政府的抗議活動是人民不滿的自發性表達，但其他抗議則是利用社群媒體和機器人帳號精心策劃、並得到外部因素的支持。阿姆斯壯表示，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正是熱衷於看到古巴政府被推翻的角色之一——數年來已花費6億美元於「促進民主」（即試圖推翻古巴現存的政治制度）。
冷戰期間，美國發起了類似的反對古巴革命的活動。在1961年入侵豬玀灣失敗後，華府無視流亡佛羅里達州邁阿密的古巴極右翼團體成員公然犯下的恐怖主義行為，直至1997年古巴飯店爆炸案（針對古巴的最後一次恐怖主義行為）。1971年，中情局和一個反卡斯楚團體被指控將非洲豬瘟病毒引進古巴，造成50萬頭豬被強制宰殺以防止全面的動物疫情。
2017年，古巴政府宣稱「為了捍衛其獨立、主權、以及尊嚴」，針對古巴的恐怖主義行為導致了「合計3,478人死亡和2,099人殘疾。」
這場針對古巴的暴力行動當中，殘酷的經濟制裁仍是美國對古巴政策的核心。如今，在美國首次實施封鎖的62年後，美國數十年來嘗試煽動的一些更廣泛的社會崩潰似乎成了可能。
對那些熟悉於古巴革命的成就、以及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多數人普遍經歷的糟糕經濟狀況的人們來說，古巴社會的崩潰將是巨大的遺憾。對古巴老百姓來說，這將是場災難。
《新聞周刊》（Newsweek）在2022年指出古巴人的平均壽命仍比美國公民多出三年，後者出生時的預期壽命為76.1年。2016年，當斐代爾・卡斯楚以90歲高齡去世，另一篇新聞指出古巴在醫學領域的成就，包括成為第一個消滅母子垂直感染HIV病毒、降低嬰兒死亡率、以及開發肺癌疫苗的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