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秀華專文：戰爭體制與婚家─關於外省社群「家」的故事

女人們 

女人們是探討外省社群經驗很核心但又常被忽視的群體。    

在1949 年的逃難潮中，相對於第一代外省男性，第一代外省女性由於是人數上的少數，在台灣社會上較少被注意。鄭美里藉由分析以外省女性為書寫主體的《遇合—外省／女性書寫誌》一書來討論外省女性經驗一文中，就指出外省族群離散經驗的書寫，一直是以男性為主，外省女性的生命經驗包括其親密關係常被忽略。從本書中，我們看到第一代外省女性大多以眷屬身分遷移來台灣，有些是已結婚與先生一起逃難來台，有些是年紀較輕，因戰亂而中斷求學，在逃難中（以軍人未婚妻身分）或來台後結婚。相對於外省男性因人數上的性別失衡與本省女性通婚，第一代外省女性的結婚對象通常是外省男性。不像第一代外省男性大多以一般士兵身分跟隨軍隊來台，第一代外省女性能以眷屬身分來台者大多是擁有一定官階的軍公教家庭；其他以一般身分來台者，也較可能來自有一定經濟能力的家庭，才有辦法在戰亂中離開中國來到台灣。

施麗雯提到「攜眷來台」是眷村裡最早的住戶型態，因其官階享有住房配給，村裡的自治會會長幹事跟婦女會會長職務，往往也是由「攜眷來台」的住戶取得。這表示相較於其他族群背景的女性眷屬，第一代外省女性在眷村的正式社區系統扮演重要角色。根據施麗雯與鄭美里的研究，這些第一代外省女性因為大多沒有娘家在台灣，配偶常因工作不在家，加上與台灣社會接觸有限（見周思諾一文），她們往往要負起家務，生活也多以子女與眷村為重心。這些逃離中國的外省女性大多具有一定社經背景，但也因為如此，作為戰爭難民，他們對於其逃難後的身分轉變（例如，從掌上千金或無憂女學生瞬間變成無所依靠、掌理家庭辛苦的妻子、母親）也感觸深刻。儘管如此，因其相對擁有的經濟（或福利）資源與文化資本，他們的子女往往有相當好的成就（見施麗雯一文），這群移民女性也透過子女成就，來彌補因戰亂而失去自我成就的遺憾。

來台的外省男性多數為中低階男性軍人。他們在本身經濟與社會資本有限，又有軍人身分的限制下，多半和自己階層相仿， 或者更低階，年齡小他們10 歲至30歲的台灣閩南人、客家人或原住民女性結婚。台灣本地女性是外省社群婚家經驗中的主角。除了少數是自己認識交往外，本省女性大都是透過介紹而與外省男性結婚。賴錦慧一文點出與外省男性結婚的原住民女性，平均比他們先生小20 歲，其中因喪偶或離異改嫁的多為自己作主； 而年紀較輕的，常由長輩作主。嫁給外省人，當初通婚的主要考慮多是娘家或新娘本身的經濟需求因素。有些年輕原住民女孩因不願嫁給比自己年長許多的外省男人而曾逃家抗拒，但最後往往因家裡已收男方聘金而回家結婚。 （相關報導： 風評：陳宗彥八次性招待彈劾不了─連蒼蠅都打不得的監察院 ｜ 更多文章 ）

原住民女性與榮民的婚姻，在結婚之前雙方沒有太多機會認識了解彼此，也有因為年齡、語言、文化與認同等差異以及農場經濟難以維持等因素，使得雙方在面對家的經營與維繫上充滿變數與挑戰。如另一位泰雅族女性談起當時語言溝通的困難及必須放棄自己母語，透過先生學國語以便溝通的辛苦： 

那時候不會講國語，後來才跟我第一個先生慢慢學，他也是很好，教我怎麼樣怎麼樣，以前開始結婚的時候我們都用手比啊。我不要講山地話，如果講山地話，我就不會講國語，我故意不要講我們的話，我要學講國語。……我們講國語是講，沒有標準啦。

賴錦慧所訪問與榮民結婚的原住民女性中，在經歷磨合期後，有些婚後和先生成了相互扶持的生命伴侶，但偶然的婚姻也可能成為不少原住民年輕女性的沉重壓力，有些以離家或自殺來解決他們婚姻與人生的困境。面對在台灣所重組家庭的再次變奏，這些多半已經老年的外省男性，有的選擇污名化這些拋下他們的老婆；也有些因為經濟或老年照顧必須依賴離家的配偶，選擇隱忍妻子的不忠。透過賴錦慧的研究，我們看到有些原住民女性是在離婚或先生過世後嫁給榮民；有些榮民結婚時因為年紀較大，也會透過娶離婚或喪偶的女性來縮減雙方年齡上的差距；而有些原住民女性在年紀較大的榮民丈夫過世後，也會再嫁給其他榮民或與他們同居。婚姻對雙方都是社會弱勢的外省男人與原住民女性而言，是有借以相互支持與照顧的重要意義。

與台灣閩南族群或客家族群女性通婚，是外省男性在台灣成家的多數。根據施麗雯的研究，眷村裡有許多本省女性，他們往往以雙薪家庭，或以與先生一起創業模式來維持家計，並且有些本省女性善於拓展人際關係，在眷村裡的鄰里關係上反而比外省先生活躍。在這本書裡，因為缺乏針對與外省男性結婚的閩南或客家女性的專門研究，我們看到有關這類女性的經驗較屬於片段式紀錄。例如張永安文中一位嫁給從軍中退伍後考取公職的外省男性的本省妻子，談起過去生活因缺乏社會與物質資源的辛苦： 

想到以前的生活我就覺得很心酸，那好苦，嫁給外省人最可憐了，什麼都沒有，連想種田也沒有田可以種，本地人在這裡土生土長，都有房子，就算是吃地瓜飯也可以吃飽，那嫁給外省人什麼都沒有，你不知道那種精神壓力多大。

同文中也談到多位軍公教背景的外省先生，覺得年紀已大還能結婚，而且因為是本省太太的付出，使得他們能在情感與物質上擁有後來的家庭與成就，而對太太表達感謝之意。另外孫立梅文中提到她的閩南籍母親曾與家人一起到中國山東探視父親的家人，同文中也提到一些本省女性，以外省先生的流亡經驗與其在中國的家族、家鄉來做為自己家庭歷史記憶的主軸。 （相關報導： 風評：陳宗彥八次性招待彈劾不了─連蒼蠅都打不得的監察院 ｜ 更多文章 ）

本書中唯一對與外省男性通婚的閩南女性作較深刻記錄的是張芫榕書寫自己父母親故事一文。相對本書中有關原住民女性或其他本省女性與外省男性的結合大都同屬社會弱勢者間的遇合，張芫榕雙親的組合是本省底層鄉下女性與原來自中國富有家庭的外省男人的「不平等」婚姻故事。張芫榕的母親出身台灣貧困鄉下農家，從小在輕視女性的家庭中長大，既沒機會受教育也未得到親人的愛，很小就以幫人採茶、帶小孩賺錢回家，16歲已離家到台北幫傭來逃離家人的日常責罵。張芫榕母親當時想自己出身窮，不會有機會攀上好家庭，若真有也可能會被看不起，遭人欺負。她當時看這個家人催促的相親對象，一個外省人來台灣，關係也許較單純，不用擔心婆媳、妯娌問題，也許因為他的年紀已較大，可能會有些積蓄，也可能較會疼老婆。只是，這些婚前想像並沒有發生。張芫榕的祖父在中國是地方上的首富，身為男孩，芫榕父親成長過程過的是備受寵愛呵護的日子，後來雖因戰亂少年離家，吃盡苦頭，但其優越的心態卻也不曾改變。芫榕寫道： 

爸爸出身好、相貌好、學歷高，瞧不起媽媽讀書不多， 往往在媽媽面前不經意地流露「知識分子」的優越感。有時媽媽說了什麼話或做的事爸爸不以為然，往往以一句「沒有文化」奚落媽媽（「沒有」的口氣稍重，「文化」的語音要上揚），嘲笑她沒有見識。

這個張芫榕眼中父母間的「不平等」婚姻，是建立在階級、性別、族群關係的交織上。張芫榕在成長過程中相對性地對父親的從容優雅有一種崇拜的認同，對母親的急促勤儉則不耐煩。一直到自己長大才意識到父母間的差異對母親可能造成的傷害。張芫榕父母的婚姻故事，以及她與父母親間的關係看似只是個案例，但這個案例並非特例，一些外省男女不一定能「選擇」到他們所期待的婚配對象，但仗著父權社會的男性權力，以及國民黨大中華意識形態與政策的優勢感，容易強化原已不平等的婚姻關係。

一些單身老兵或喪偶的外省男性在解嚴後回到中國探親，以當時相對經濟的優勢與文化語言的相似性，在中國家鄉尋找伴侶。根據鍾建國的研究，年老外省男性娶中國女性有基於作伴與照顧需求，如鍾建國在台中一眷村的受訪者聊起他當初為何娶他已過世好友的中國配偶為妻： 

我本來與她先生是好朋友，未結婚前當時住在一起，好朋友結婚後，我就搬出來買了這間房子。我見我好朋友的大陸配偶照顧他，照顧得很好，所以三年前我好朋友生病過世，我見她很可憐而且又要回大陸，所以我想辦法娶了她，當然最主要是她照顧我朋友照顧得很好，我想她也會對我很好吧。

傳宗接代也是外省男性與中國女性結婚的另一主要動機，鍾建國的另一受訪者就說： 

因為村子裡的同袍都娶啦，想有個後代，因為16 歲就離家，總希望有個後代可傳    傳香火，所以就經由朋友的太太，也是大陸配偶介紹而娶到現在的老婆。鄰居都笑    我不可能生出孩子，我太太懷孕時，還有人說孩子不是我的，DNA 檢驗結果證實    孩子真是我的。我告訴我太太別亂來，如果亂來我就逼她回大陸（似乎對大陸配    偶有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能力）。

根據報導，當年有些中國女性與老榮民結婚確實是希望來台灣工作賺錢，但同時我們也看到這些婚家關係中的相互照顧與支持。如果我們將當年中國女性在老榮民先生過世後又再嫁給其他老榮民的現象，拿來與當初有些原住民女性二嫁、三嫁其他榮民的現象一起理解，我們就會了解，這是社會中弱勢群體，以個人有限的方式與能力互相結伴照顧、各取所需的生存邏輯。更何況，社會上的愛戀與婚嫁關係向來講各種條件匹對，弱勢者間的親密關係所能交換的物質遠不如其他階層配對間的物質能量。

流亡來台外省男人中，具有軍公教或文化與經濟資本背景，又是隻身在台沒有貼身式的父權家族勢力佔有一定比率，嫁給外省男人意味著具有一定的經濟穩定性，以及在新成立的家庭中將不會有其他長輩的干涉，這對當時一些較沒有經濟資源、希望減少父權的管控的台灣女性而言，外省男人是可婚對象，若再加上有些台灣人家庭的不反對或鼓勵，在有人介紹或有其他認識管道下，台灣與外省通婚就變得可能。因而在婚姻自主並非常態的當時台灣社會，一些台灣女性對自己與外省男人成家所展現的主觀意願與能動性，是促成外省男性能與台灣女性結婚的重要因素。相對地，本省閩南或客家女性在與外省人結婚一事，似乎較農場內原住民女性擁有較高的決定權，一些閩南或客家女性會在家庭與家族因為政治或文化等因素反對下，堅持嫁給外省人。而個別外省男性以相對穩定經濟收入（與談論婚嫁時所準備的聘金等）與相對自主家庭關係為拉力的同時，外省社群與國民黨大中華意識形態所推動的政治與文化政策方向的親近性，也讓外省男人主觀與客觀上可居有文化優越性。

國共內戰中，大量中國流亡者短期內湧入台灣，改變的不只是這些來到台灣的外省人的生命經驗，跟這些外省男人發展親密關係的本省與中國女性的生命也從此改變，而且其中的經驗存有不少差異性，也非常性別化。相對於外省男性，外省女性是隱形與被界定於家庭角色。當大多數台灣本省男性是透過工作、公共關係與從中國新移民與政權有所交集，一些多數來自較底層的本省女性是透過身體、愛、傷痛、親情、法律契約等，進入差異與外省男性繁衍所稱為芋仔番薯以父系族群為定位的外省第二代、第三代⋯⋯族群，也轉變了台灣後來的族群政治。而一些中國女性也以婚姻移民身分來到台灣，與過去國共內戰的歷史及當代台灣與中國國族爭端有個人切身的交會。國家對婚家的介入，深刻影響個人的關係與經驗，並且其所形成的婚家體制與樣貌也會回頭影響國家的相關制度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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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清華大學副教授，本文選自《國與家─戰火陰影下的外省人》（張茂桂總編，允晨出版）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