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府前發言人Kolas 與李姓隨扈爆不倫，民事庭一審判賠75萬元。一舉提示了幾項與大眾密切相關，但經常被忽略或誤解的法律現象，包括：
1.刑事與民事的差異。尤其與本案有關的「家庭責任回歸民法管轄」（坊間常稱為「通姦除罪化」）。
2.公共人物與小市民的差異。特別與本案有關的「公共利益」與「個人隱私」的衝突，與相應的社會行為準則，如媒體報導的「社會責任」等。
3.上下級法院的裁判一致性。本案亦可成為一個待觀察的代表性範例。
不利弱勢•有可能由隱憂變危機
本文作者 20餘年對法院裁判實務的觀察，我國的一審法院，多數已經能夠依據現代法律「嚴格證據法則」與各基本規範審理。
但上級法院不時出現不顧客觀證據的自由心證，以主觀與缺乏制衡力量的權力「翻案」，尤其當事人是小市民時，或兩造顯然有客觀上的強弱形勢時，曾發生不顧法律正義而不利弱勢者的情形。這種情形如持續發生，會由司法隱憂發展為國家危機。
Kolas 案放在社會版上，難免只是招徠路人看登聖母峰的好奇心；但本案實存在法律知識面、實務面的幽谷，應予揭發。
非民進黨放縱•乃公民文化素養
Kolas 不倫戀爆發時，網路上出現大量貼文如：「通姦除罪化」就是民進黨要放縱 Kolas 這種女人通姦沒事。
當時我就回應提醒：「通姦除罪化」倒是與 Kolas、民進黨無關的議題。民進黨在執政期間犯了許多錯誤，但沒有錯的事，也不要硬栽給他。
現在Kolas 被一審判賠，也證明她并非「沒事」。
2020年憲法法庭釋字第791號令，廢除刑法第239條「通姦罪及撤回告訴之效力」一舉解決2大早期封建思想的惡法殘留，第一、「家庭責任回歸民法管轄」，第二、廢除「一人通姦」的不符事實、更不符合現代人權平等的規定。
「家庭責任回歸民法管轄」是全球現代國家的共識，連大陸也早已於數十年前實施。臺灣是除伊斯蘭宗教國家外，最後革新改正者，雖然遲緩，究竟實現，差堪告慰。
臺灣改革遲緩的原因之一，應與此議題常被冠上「通姦除罪化」一詞有關，易生理解不完整的誤解。
現代法律高比例是參酌西方的。西方的「罪」有2類，第一是「crime」是指與公共利益有關的犯罪，是為刑事罪，第二是不牽涉公共的私人之間犯行，其法律用詞則為 「tort」。「通姦除罪化」只是除「刑事crime」，並沒有除「民事 tort」。但中文的「罪」只有一個字，很容易誤解。
男犯罪•女坐牢
刑事是國家對個人違法的「公訴」（當然也可自訴），民事是私人之間違法的「起訴」。
危害公共利益的刑事犯罪可以判自由刑，就是俗稱的要坐牢。但私人之間的爭議，只要能夠賠償其損失即可，有何理由要剝奪其自由呢！
廢除刑法第239條，只是回歸民事管轄，並沒有廢除家庭責任。
Kolas 這次一審判賠75萬元，足見并非「民進黨放縱」，而應該是不分黨派，對「辨別刑民事」的共同公民文化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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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過去有「票據罪」，也是將私人間的債務關係，誤為國家的事，造成很多扭曲。幸而及早廢除更正了，數十年以來，確實減少許多糾紛，也提升個人信用自負的觀念，穩定了社會。
唯「通姦除罪化」一詞，會產生額外的心理糾結，而延宕多年。
原來的刑法第239條與其但書，可以只告通姦雙方的一人，而過去通姦案的主角通常是男性，被告卻經常僅為女性。和從前的「票據罪」一樣，開票的多是男性，承擔票據名義而去坐牢的反而多是女性。國家介入不該介入的私人間事務，反而容易扭曲真實與正義。
不寵權貴渣男 #metoo 才敢出來
但當由國家成為公訴人，怎可忽視不可能有「一個人通姦」的事實，法理上也不應存在兩造的不平等。
一人通姦的公訴違背平權，造成等同「依法傷害」、甚至「依法犯罪」的結果。原來不合理、不公正的通姦法條不是主犯，也是共犯。
大家必須感謝「家庭事件除刑事化」，讓臺灣進入司法現代化！否則 2023 年哪那麽多 #metoo 敢跑出來？在以前，受害人全部都要坐牢、賠鉅款！而性侵者、權貴、渣男反而沒事！
另外，「通姦」是個落伍的封建名詞，更有貶低女性平等地位的意涵，建議不要再使用。蔡英文的尊翁有4位同居女友，算「通姦」嗎？我雖然並不崇拜蔡家族，也不贊成把這種名詞按在該家族上。
情愛慾望理還亂•只能回歸公私之辨
「家庭責任回歸民法管轄」的同時，也提醒了「家庭責任」也是廣義個人隱私的一部分。
隨著社會變遷、人際關係規模擴大，個人情愛慾望實在是個剪不斷、理還亂的問題，在社會行為準則上，如媒體報導應如何處理呢？
應該還是回歸「公私之辨」。對小市民不應窺探嘲諷，不必也不宜當成桃色笑話去看。。
而公共人物享受公共利益，其中公職人員並受人民供養，不可逃避任何檢驗。
不過，公共人物的不倫，如果不涉公共資源的侵占，各人可有不同看法，我是覺得沒有散播的意義。
但如果是侵占公共資源的不倫，尤其雙方存在「權勢傾斜」時，更可能發生「把強姦當通姦」的扭曲，則應嚴肅追究；撫今追昔，臺灣曾經發生多個有啟示性的例子，未來可另文討論。
一審法院尚存正義嚮往•遵守證據法則
「妨害家庭」的案例，在原惡法沒有廢除之前，尤其當事人是公共人物時，大部分主角是權勢方、且是男性，結果沒事；配角是弱勢方，且是女性，結果被判有罪。
Kolas 案的主配角剛好反過來，將來如何定讞，也是反映當前司法深層文化的一個指標案件。
30 餘年前，我被邀請參與立法諮詢工作，起始是專業法，因接觸法律界人士，逐漸演化為參與一般法律的法扶，也已經20餘年，看到不少驚訝的案例。
在我研究過最離譜的案例之一，是某甲告訴某乙犯罪集團詐欺。
某乙犯罪集團辯稱是合意取得，並舉出一本「日曆筆記本」，上面書面記載：A 日，乙陪同甲到銀行辦理某提存手續；B 日，乙與甲在臺北市某地會談，合意合作。
法院向銀行反復詢查，A 日與其前後幾日，均無甲到銀行提存記錄。而 B 日，甲更有護照證明，他當日在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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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乙提的是書面物證，在釐清事實後，不可能再改口稱記錯日子。在雙方都有物證對比的情況下，一審依據「嚴格證據法則」判乙有罪。
上級法院不僅翻雲覆雨•更能逆轉時空
不料，乙上訴後，請了一名由檢察官轉任的律師，曾以承攬臺灣史上最大犯罪集團之辯護而著名。該律師到庭不作辯論，而向法官說：「被告是我的朋友，不會犯罪。」
判決下來，法官竟然完全剪貼乙方訴狀，連語氣也照抄，對以上2項證據的判決居然是「不能認虛構」，而判乙無罪定讞。
該法官完全不解釋，一個人為何同時可以出現在臺北和德國？也不說明為何銀行可以收提存而無記錄？自認是上帝，可逆轉時空，比科幻小說還科幻！
甲到法扶機構尋求協助，看到案卷的人都面面相覷，難以置信「時間、空間、依法必須記錄」的證據，也能被該法官逆轉。
我觀察，其實是兩造權勢差異太大的因素。美國對弱勢者，有更大的協助，但由於體制差異，很難立刻複製到我國。而《法官法》與本文引子的刑法第239條一樣，也是早期殘留因素，在司法不易獨立的時代，給法官的加強保護至今已成「過度放任」，對法官的制衡力量微乎其微，已形成「墮怠法官保護法」。一審法官尚存對正義的嚮往，尚能自律。終於經歷「人情世故」熬到上級法院後，不時傳出怪異翻案的例子，實屬事出有因，值得大眾共同研究。
期望不再消失在逆流之中
一審裁判揭示的證據顯示，Kolas 利用公務資源與公務時間談情行愛，已經跨越公私界限。
Kolas 與原告的權勢差異非常明顯，根據報導，原告還曾「因故」擬放棄起訴。
Kolas 案上訴後的判決，如果賠償變小，甚至翻身大逆轉，就應詳細研究其判決理由，可成為一個待觀察的代表性案例，應不致成為前述的小市民消失在逆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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