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事後，張謇與袁世凱之間曾有密電，他對袁說：「甲日滿退，乙日擁公……願公奮其英略，旦夕之間戡定大局，為人民無量之休，亦即為公身名俱泰，無窮之利。」袁復電說：「近日反對極多，情形危險，稍涉孟浪，秩序必亂。……非好為延緩，力實不足，請公諒之。」袁氏的姿態，顯示進行擁戴的來由已很久了。
袁世凱對是否接受張謇一派的擁戴，當然也有所顧忌，而清廷又該如何退位？更擔憂革命黨人的態度是否與張謇一致。因此張謇又不得不再向袁解釋，在另一密電中說，擔心南北分裂，天下大亂：「南省先後獨立，事權不統一，秩序不安寧，暫設臨時政府專為對待獨立各省。揆情度勢，良非得已。孫中山已宣言，大局一定，即當退位。北方軍隊由此懷疑，實未深悉苦衷。若不推誠布公，急求融洽之方，恐南北相峙，將兆分裂，大非漢族之福，心竊痛之。」張謇一面勸促袁氏，一面亦為袁的處境設想——清室的「孤兒寡婦」雖屬可欺，究不便立即公然贊成共和。張謇的計畫是用國民會議方式來表決，曾授意弟子雷奮等人在上海發起全國會議團。但又怕力量不足以影響全國，進而想利用軍人段琪瑞等人的支持。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五、二十六日，段祺瑞等明電要求共和，此與張謇的居中策劃，應頗有關係。
袁世凱最終在革命派和清王室之間哄抬自己的價碼，這位富有才幹的俗吏巧妙地玩弄政治手段。另一優勢是袁世凱被外國人視為平定義和團的大英雄，在四川保路運動發生時，有些外國人就擔心中國會重演義和團事件。各種情勢對袁世凱出任大位都是有利的。當時負責交涉湖廣鐵路借款的美國銀行團代表司戴德，曾親眼見證了由湖廣鐵路引發的四川保路之爭，他直接評斷這次的革命與其說是排外，倒不如說是排滿；但是一旦革命軍推翻滿清，那就意味著，原本清帝國與四國銀行團所簽的合約及其擔保是否繼續有效，就成了問題。他們認為清政府祗要任命合適的內閣總理進行改革，即是解決革命風潮的最好方案，因為中國還沒有實施共和的條件。袁世凱曾主動找上司戴德希望爭取四國銀行團提供借款，主要目的在於確保清政府做為一個有效政權，爭取列強的承認和支援，其政治目的應大於緊急的財政紓困。
武昌革命發生後，北京城陷入混亂，外人一片恐慌，還有一些百姓趁機打家劫舍，使館區一度被肇事者破壞，美國駐京使館在臨近的馬路上堆起層層沙包，以防止暴民闖入。不久，袁世凱抵京就任內閣總理大臣，隨即派遣一批訓練有素的部隊保護使館區安全。北京外交圈也有人向清廷說項，必須毫不遲疑賦予袁世凱重責大任。司戴德在給美國友人的信件表達對袁世凱收拾亂象的信心，甚至稱「我們的朋友袁世凱」。司戴德對袁世凱的欣賞並非特殊，當時北京外交圈普遍將袁世凱視為能穩定中國局勢的唯一強人，英國公使朱爾典（John Newell Jordan, 1852-1925）早於一八九六年派任英國駐漢城總領事時即認識平定朝鮮動亂的袁世凱，即如英外相葛雷（Edward Grey, 1862-1933）亦公然對袁世凱頗多讚譽。 （相關報導： 風評：全台最大詐騙集團，蔡政府2年騙納稅人給台電4500億元 ｜ 更多文章 ）
由於中國地方各省紛紛響應革命，對中國事務最具影響力的英國決定靜觀中國情勢的演變，一九一一年十二月袁世凱派唐紹儀赴上海和革命軍談判。駐京公使朱爾典和著名的《泰晤士報》（The Times）記者莫里遜（George Ernest Morrison）提出「中立政策」，不支持滿清政府或革命黨，直到和談有最後結果。武昌起事後，莫理遜是第一個以「革命」（revolution）這一詞彙向外部世界報導的西方記者，而莫理遜這位記者的聲望，就如同赫德之於中國海關一樣崇高。英國提出各國於南北和議中保持中立的主張，等於是承認中國處於內戰狀態，使革命情勢得以繼續延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