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中國地方各省紛紛響應革命，對中國事務最具影響力的英國決定靜觀中國情勢的演變，一九一一年十二月袁世凱派唐紹儀赴上海和革命軍談判。駐京公使朱爾典和著名的《泰晤士報》（The Times）記者莫里遜（George Ernest Morrison）提出「中立政策」，不支持滿清政府或革命黨，直到和談有最後結果。武昌起事後，莫理遜是第一個以「革命」（revolution）這一詞彙向外部世界報導的西方記者，而莫理遜這位記者的聲望，就如同赫德之於中國海關一樣崇高。英國提出各國於南北和議中保持中立的主張，等於是承認中國處於內戰狀態，使革命情勢得以繼續延燒。
政治強人袁世凱在國內外的有利形勢下，最後成為各方勢力可以接受的最適合之領導人選。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宣統帝溥儀退位，民國政府予以優待條件，首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下臺，由袁世凱擔任中華民國首任正式大總統。民國建立以後，政治依舊動盪。由於袁世凱稱帝，孫中山發動討袁運動；因此，袁死後，國家該依何種根本大法選出國家元首以及國家治理該如何制度化的問題，始終沒有獲得解決。孫中山在一九二五年病逝之前始終宣稱北方軍閥「違法亂紀」，宣稱他才是真正的「護法運動者」。然而各國政府並不承認孫中山在廣州建立的南方政府，孫中山被視為「不切實際的理想家」、「不受歡迎的政治人物」。孫中山的跟隨者則始終將他視為真正的國家領袖和精神領導，並建立一套以國民黨為中心的建國論述和革命史觀。回顧清末民初政權的轉移，共和建立是來自多方面因素的機遇交會所創造的歷史新頁，孫中山做為壯志未酬的革命先行者有他的歷史定位，但以國民黨為中心的革命史觀日後則逐漸被撕去，還諸歷史的本來面目。
歷史情勢往往如風，風起時便難以逆轉。我們看到立憲派在清末提出君主立憲的主張，並且有不少請願團體和社團活動的串聯，但清廷並沒有把握這樣的風潮，藉民意以革新以致失去了可能效法日本明治維新的有利機會；最後終讓另一波更激進的團體——革命派創造了共和國的歷史。立憲派不僅把西方的黨、會觀念介紹到中國，更從事組織群眾的試驗。他們從小的社團開始，逐漸擴展其影響力，終有全國性的組合。從政治方面來看，戊戌維新是各個立憲派社團推動起來，一九○六年預備立憲是他們鼓吹起來，一九一○年縮短預備立憲年限也是他們疾聲要求的。然而，就當時的情勢而言，革命派與立憲派對立，使立憲派陷於兩面作戰的苦境——面對著守舊的清政府和急進的革命分子。守舊者易站在政府一邊，急進者易為革命派吸收利用。大多政府官員帶有政客的保守性格，而立憲派主要海外陣營留日學生和國內新軍又多有推翻現狀的激進思想，最後使立憲派徒勞無功，部分的立憲人士則投入了革命派陣營。從這一淵源而言，立憲派係夾在清廷與共和革命之間的一個中間角色，立憲派不僅開啟後來風起雲湧的革命運動之旋轉門，甚至可以說，由於革命派接收了一些立憲派人士，對其人力運作、訊息傳播和思潮開啟，重要性不可忽略。而一些轉進革命陣營的人士（特別是各省諮議局議長），也在民國政治中扮演要角。歷史現象從來都不是斷裂，很多時候是互為因果、相互利用的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