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事後，張謇與袁世凱之間曾有密電，他對袁說：「甲日滿退，乙日擁公……願公奮其英略，旦夕之間戡定大局，為人民無量之休，亦即為公身名俱泰，無窮之利。」袁復電說：「近日反對極多，情形危險，稍涉孟浪，秩序必亂。……非好為延緩，力實不足，請公諒之。」袁氏的姿態，顯示進行擁戴的來由已很久了。
袁世凱對是否接受張謇一派的擁戴，當然也有所顧忌，而清廷又該如何退位？更擔憂革命黨人的態度是否與張謇一致。因此張謇又不得不再向袁解釋，在另一密電中說，擔心南北分裂，天下大亂：「南省先後獨立，事權不統一，秩序不安寧，暫設臨時政府專為對待獨立各省。揆情度勢，良非得已。孫中山已宣言，大局一定，即當退位。北方軍隊由此懷疑，實未深悉苦衷。若不推誠布公，急求融洽之方，恐南北相峙，將兆分裂，大非漢族之福，心竊痛之。」張謇一面勸促袁氏，一面亦為袁的處境設想——清室的「孤兒寡婦」雖屬可欺，究不便立即公然贊成共和。張謇的計畫是用國民會議方式來表決，曾授意弟子雷奮等人在上海發起全國會議團。但又怕力量不足以影響全國，進而想利用軍人段琪瑞等人的支持。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五、二十六日，段祺瑞等明電要求共和，此與張謇的居中策劃，應頗有關係。
袁世凱最終在革命派和清王室之間哄抬自己的價碼，這位富有才幹的俗吏巧妙地玩弄政治手段。另一優勢是袁世凱被外國人視為平定義和團的大英雄，在四川保路運動發生時，有些外國人就擔心中國會重演義和團事件。各種情勢對袁世凱出任大位都是有利的。當時負責交涉湖廣鐵路借款的美國銀行團代表司戴德，曾親眼見證了由湖廣鐵路引發的四川保路之爭，他直接評斷這次的革命與其說是排外，倒不如說是排滿；但是一旦革命軍推翻滿清，那就意味著，原本清帝國與四國銀行團所簽的合約及其擔保是否繼續有效，就成了問題。他們認為清政府祗要任命合適的內閣總理進行改革，即是解決革命風潮的最好方案，因為中國還沒有實施共和的條件。袁世凱曾主動找上司戴德希望爭取四國銀行團提供借款，主要目的在於確保清政府做為一個有效政權，爭取列強的承認和支援，其政治目的應大於緊急的財政紓困。
武昌革命發生後，北京城陷入混亂，外人一片恐慌，還有一些百姓趁機打家劫舍，使館區一度被肇事者破壞，美國駐京使館在臨近的馬路上堆起層層沙包，以防止暴民闖入。不久，袁世凱抵京就任內閣總理大臣，隨即派遣一批訓練有素的部隊保護使館區安全。北京外交圈也有人向清廷說項，必須毫不遲疑賦予袁世凱重責大任。司戴德在給美國友人的信件表達對袁世凱收拾亂象的信心，甚至稱「我們的朋友袁世凱」。司戴德對袁世凱的欣賞並非特殊，當時北京外交圈普遍將袁世凱視為能穩定中國局勢的唯一強人，英國公使朱爾典（John Newell Jordan, 1852-1925）早於一八九六年派任英國駐漢城總領事時即認識平定朝鮮動亂的袁世凱，即如英外相葛雷（Edward Grey, 1862-1933）亦公然對袁世凱頗多讚譽。
由於中國地方各省紛紛響應革命，對中國事務最具影響力的英國決定靜觀中國情勢的演變，一九一一年十二月袁世凱派唐紹儀赴上海和革命軍談判。駐京公使朱爾典和著名的《泰晤士報》（The Times）記者莫里遜（George Ernest Morrison）提出「中立政策」，不支持滿清政府或革命黨，直到和談有最後結果。武昌起事後，莫理遜是第一個以「革命」（revolution）這一詞彙向外部世界報導的西方記者，而莫理遜這位記者的聲望，就如同赫德之於中國海關一樣崇高。英國提出各國於南北和議中保持中立的主張，等於是承認中國處於內戰狀態，使革命情勢得以繼續延燒。
政治強人袁世凱在國內外的有利形勢下，最後成為各方勢力可以接受的最適合之領導人選。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宣統帝溥儀退位，民國政府予以優待條件，首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下臺，由袁世凱擔任中華民國首任正式大總統。民國建立以後，政治依舊動盪。由於袁世凱稱帝，孫中山發動討袁運動；因此，袁死後，國家該依何種根本大法選出國家元首以及國家治理該如何制度化的問題，始終沒有獲得解決。孫中山在一九二五年病逝之前始終宣稱北方軍閥「違法亂紀」，宣稱他才是真正的「護法運動者」。然而各國政府並不承認孫中山在廣州建立的南方政府，孫中山被視為「不切實際的理想家」、「不受歡迎的政治人物」。孫中山的跟隨者則始終將他視為真正的國家領袖和精神領導，並建立一套以國民黨為中心的建國論述和革命史觀。回顧清末民初政權的轉移，共和建立是來自多方面因素的機遇交會所創造的歷史新頁，孫中山做為壯志未酬的革命先行者有他的歷史定位，但以國民黨為中心的革命史觀日後則逐漸被撕去，還諸歷史的本來面目。
歷史情勢往往如風，風起時便難以逆轉。我們看到立憲派在清末提出君主立憲的主張，並且有不少請願團體和社團活動的串聯，但清廷並沒有把握這樣的風潮，藉民意以革新以致失去了可能效法日本明治維新的有利機會；最後終讓另一波更激進的團體——革命派創造了共和國的歷史。立憲派不僅把西方的黨、會觀念介紹到中國，更從事組織群眾的試驗。他們從小的社團開始，逐漸擴展其影響力，終有全國性的組合。從政治方面來看，戊戌維新是各個立憲派社團推動起來，一九○六年預備立憲是他們鼓吹起來，一九一○年縮短預備立憲年限也是他們疾聲要求的。然而，就當時的情勢而言，革命派與立憲派對立，使立憲派陷於兩面作戰的苦境——面對著守舊的清政府和急進的革命分子。守舊者易站在政府一邊，急進者易為革命派吸收利用。大多政府官員帶有政客的保守性格，而立憲派主要海外陣營留日學生和國內新軍又多有推翻現狀的激進思想，最後使立憲派徒勞無功，部分的立憲人士則投入了革命派陣營。從這一淵源而言，立憲派係夾在清廷與共和革命之間的一個中間角色，立憲派不僅開啟後來風起雲湧的革命運動之旋轉門，甚至可以說，由於革命派接收了一些立憲派人士，對其人力運作、訊息傳播和思潮開啟，重要性不可忽略。而一些轉進革命陣營的人士（特別是各省諮議局議長），也在民國政治中扮演要角。歷史現象從來都不是斷裂，很多時候是互為因果、相互利用的結局。
今天回顧辛亥革命的歷史，可以知道革命並不是發生在北京的革除天子之命，而是發生在湖北武昌的一場新軍的軍事政變，很關鍵的是來自各省諮議局和地方督撫的通電贊同。雖有流血，但比起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場改朝換代的叛亂革命，多少平民死於當權者或叛亂者的任何一方，所付出的人命代價和政治成本相對少很多。學者普遍同意辛亥革命之一舉成功，無甚流血之慘禍者，實大半由各省議員根據議政機關，始能號召大義，抵抗清廷。而各省議員之能決心合作，又大半由於諮議局之領袖曾受清廷驅逐請願代表之恥辱，及經憲友會私謀地方革命之激動所致。辛亥革命雖為革命派直接促成，但是立憲派不僅為之布局，諮議局人士更扮演收拾混亂殘局的主要力量。立憲派與革命黨雖各不相容，結果在推倒清廷的最後一擊，卻是殊途同歸。
環顧近代世界的形成，在不同國家都有重要的政治革命，革命通常帶有全面推翻現狀的本質性意義，並對一國或世界帶來重大的改變或政治遺產。像美國獨立革命建立世界第一個民主共和、法國大革命為推倒歐洲封建王朝之先聲、一九一七年俄國大革命以推翻沙皇帝制建立世界第一個共產主義政權。辛亥革命的政治遺產究竟有何大？它是不是一個徹底的革命？儘管學者有不同的見解，但至少毫無疑問它在政體上終結了清帝國的皇權統治，雖然溥儀皇帝還保留著小小的祡禁城，受到民國共和政府的禮遇，直到一九二四年才被馮玉祥趕出紫禁城。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共和政體，史無前例地將二千多年的帝制掃進歷史廢墟，中國才得以推動到民主共和時期。
民主革命不僅是政治制度的革命，更要從根本上破除帝王思想。比較美國獨立革命史上的華盛頓，一樣享有「偉大、偉大、真偉大」的國父地位，他的墳墓就座落於生前居住的維農山莊（Mount Vernon），華盛頓夫人則安葬其旁，兩人棺槨平實無華地並置於一小屋中，供後人憑弔。而南京中山陵的設計形式，卻是讓一代革命之父安放於如同帝王寢宮般的建築中。一九二五年病逝的孫中山和一七九九年去世的華盛頓都是理想型的革命家，但其身後之事卻反映出，在民主思想實踐的路程上，共和之初的中國人並沒有擺脫深層牢固的帝王思想之幽靈。在這過渡期間，有很多關乎國家現代化的根本性議題，如民主的實踐內涵和文明化進程等，迄今都未能實踐。
＊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本文選自作者新著《跨國交織下的帝國命運：近代史》（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