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以上的背景，《七十年代》一開始便以一個較低調的面目示人，開拓新讀者群。在開首的幾年，它可以說緊守了發刊宗旨「認識世界，研究社會，了解人生」，淡化自己的政治背景。創刊初年，它故意避開這些敏感的政治話題，沒半點革命宣傳，比當時的左報政治調子低很多。它不單沒有文革宣傳，也很少中國政治的內容，連香港議題也被壓縮成每期只有一兩篇的「社會研究」，內容只有民生議題，如房屋、就業等等。
表面看來，《七十年代》像一本針對知識青年的思想雜誌。主要內容有兩類，一為國際議題，文章的觀點既偏向西方左翼，又與中共立場一致。在還沒有出現釣魚台問題之前，《大公報》的著名報人趙澤隆（筆名「梅之」）已撰文評論美國交還琉球予日本，分析美國在太平洋的軍事部署，以及日本在美國支持下強化自己在區內軍事實力等議題。除此以外，反越戰、支持美國黑人運動、日本安保鬥爭、東歐反蘇聯的改革運動（例如布拉格之春）等等的內容也不少，符合中共在1960年代後反美反蘇的立場；第二類內容為知識青年的「人生問題」以及他們的家國思考，有來稿及座談會紀錄，例如介紹外國留學的情況，對未來就業及前景的探討等等。
創刊一年後，保釣運動成為《七十年代》的重點內容，但這轉向似乎是由海外留學生帶回來的，不是香港工委下達的宣傳指示。因為中國在1970年12月時曾公開宣告釣魚臺是中國領土，以回應美國及日本的「行政權」讓渡，但《七十年代》在1月及2月也沒有文章報導或評論跟進，也沒有提及1970年9月台灣中國時報派記者到釣魚臺採訪。事實上，李怡說自己曾問過左派領導，但得到的回答是「慎重處理，不要被人利用」。
《七十年代》能接觸到保釣運動的組織者，是因為它創刊以來便接觸到海外留學生。由1970年第3期雜誌開始，幾乎每期都有來自美國、加拿大、澳洲及紐西蘭的華人留學生讀者投稿，開始時先是香港留學生，後來擴展至來自台灣、東南亞的華人學生。有理由相信，《七十年代》在1970年中便已透過留學的香港學生，開始流傳於海外華人學生之中，這也讓李怡等與這些學生建立關係，後來更在海外的唐人街商店銷售。
李怡在保釣運動中大概注意到一股在海外的留學生中出現的民族主義情緒，往後一段時間，《七十年代》刊登了大量相關的文章，甚至也建立起他跟保釣運動學生的個人關係。1971年5月16期，雜誌即轉載了七篇在美國的保釣運動的出版刊物。按編者按的說法，這些刊物是美國留學生寄給他們，《七十年代》「關於留美學生的『保衛釣魚台運動』，我們將和過往一樣高度評價同學們的正義行動。我們將盡我們的力量，爲『保衛釣魚台運動』作適當的宣傳。」 （相關報導： 解放的個人和無所不管的國家：《自由主義為什麼會失敗》選摘（4） ｜ 更多文章 ）
這個轉向令雜誌取得了市場、作者及在親共陣營中有利的政治定位。在1971年初《七十年代》找到一個穩固及增長的海外讀者群，李怡也承認，保釣令雜誌在西方國家的校園中銷路大增。同時，正如李怡說，周恩來在《七十年代》上看到保釣運動，獲得支持，而李怡在1971及1972年的暑假，在香港跟不少海外留學生碰面連繫起來。1971年9月，五名旅美參加保釣運動的留學生秘密訪問中國，即「保釣第零團」，該團經過香港時，李怡也被告知去跟他們見面。保釣作為拉攏海外華人支持中共的時機，李怡及《七十年代》有創造之功，並參與其中。這個時候，適逢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1971年），中共隔絕於西方國家二十餘年，除了派出自己的外交人員外，中共第一批在海外招募幫忙聯合國工作的，就是保釣運動的留學生，部分也是李怡介紹的。除此以外，海外回國訪問的學者（楊振寧、何炳棣等），他們的訪問或文章，讚揚中共的建設及進步，亦在此刊登，北美的留學生也從《七十年代》讀到他們的文章。因此，《七十年代》成為中共海外統戰的重要刊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