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以上的背景，《七十年代》一開始便以一個較低調的面目示人，開拓新讀者群。在開首的幾年，它可以說緊守了發刊宗旨「認識世界，研究社會，了解人生」，淡化自己的政治背景。創刊初年，它故意避開這些敏感的政治話題，沒半點革命宣傳，比當時的左報政治調子低很多。它不單沒有文革宣傳，也很少中國政治的內容，連香港議題也被壓縮成每期只有一兩篇的「社會研究」，內容只有民生議題，如房屋、就業等等。
表面看來，《七十年代》像一本針對知識青年的思想雜誌。主要內容有兩類，一為國際議題，文章的觀點既偏向西方左翼，又與中共立場一致。在還沒有出現釣魚台問題之前，《大公報》的著名報人趙澤隆（筆名「梅之」）已撰文評論美國交還琉球予日本，分析美國在太平洋的軍事部署，以及日本在美國支持下強化自己在區內軍事實力等議題。除此以外，反越戰、支持美國黑人運動、日本安保鬥爭、東歐反蘇聯的改革運動（例如布拉格之春）等等的內容也不少，符合中共在1960年代後反美反蘇的立場；第二類內容為知識青年的「人生問題」以及他們的家國思考，有來稿及座談會紀錄，例如介紹外國留學的情況，對未來就業及前景的探討等等。
創刊一年後，保釣運動成為《七十年代》的重點內容，但這轉向似乎是由海外留學生帶回來的，不是香港工委下達的宣傳指示。因為中國在1970年12月時曾公開宣告釣魚臺是中國領土，以回應美國及日本的「行政權」讓渡，但《七十年代》在1月及2月也沒有文章報導或評論跟進，也沒有提及1970年9月台灣中國時報派記者到釣魚臺採訪。事實上，李怡說自己曾問過左派領導，但得到的回答是「慎重處理，不要被人利用」。
《七十年代》能接觸到保釣運動的組織者，是因為它創刊以來便接觸到海外留學生。由1970年第3期雜誌開始，幾乎每期都有來自美國、加拿大、澳洲及紐西蘭的華人留學生讀者投稿，開始時先是香港留學生，後來擴展至來自台灣、東南亞的華人學生。有理由相信，《七十年代》在1970年中便已透過留學的香港學生，開始流傳於海外華人學生之中，這也讓李怡等與這些學生建立關係，後來更在海外的唐人街商店銷售。
李怡在保釣運動中大概注意到一股在海外的留學生中出現的民族主義情緒，往後一段時間，《七十年代》刊登了大量相關的文章，甚至也建立起他跟保釣運動學生的個人關係。1971年5月16期，雜誌即轉載了七篇在美國的保釣運動的出版刊物。按編者按的說法，這些刊物是美國留學生寄給他們，《七十年代》「關於留美學生的『保衛釣魚台運動』，我們將和過往一樣高度評價同學們的正義行動。我們將盡我們的力量，爲『保衛釣魚台運動』作適當的宣傳。」
這個轉向令雜誌取得了市場、作者及在親共陣營中有利的政治定位。在1971年初《七十年代》找到一個穩固及增長的海外讀者群，李怡也承認，保釣令雜誌在西方國家的校園中銷路大增。同時，正如李怡說，周恩來在《七十年代》上看到保釣運動，獲得支持，而李怡在1971及1972年的暑假，在香港跟不少海外留學生碰面連繫起來。1971年9月，五名旅美參加保釣運動的留學生秘密訪問中國，即「保釣第零團」，該團經過香港時，李怡也被告知去跟他們見面。保釣作為拉攏海外華人支持中共的時機，李怡及《七十年代》有創造之功，並參與其中。這個時候，適逢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1971年），中共隔絕於西方國家二十餘年，除了派出自己的外交人員外，中共第一批在海外招募幫忙聯合國工作的，就是保釣運動的留學生，部分也是李怡介紹的。除此以外，海外回國訪問的學者（楊振寧、何炳棣等），他們的訪問或文章，讚揚中共的建設及進步，亦在此刊登，北美的留學生也從《七十年代》讀到他們的文章。因此，《七十年代》成為中共海外統戰的重要刊物。
北美的保釣運動在1971年9月後，不少成員轉向認同中共，發展成所謂「統運」，同時，香港保釣學生運動中也興起了「國粹派」，認同社會主義中國，這些也可以說是中共統戰的成果。這些成果的意義，在於開展了走出冷戰高峰時期「僑務」的新統戰格局，它針對的並不再是傳統的華僑群體，而是在西方國家受到學生及民權運動薰陶的華人學生（以台灣學生為主）。同時，此時的統戰也不是（或不單）發展組織上的侍從、利益綑綁的關係，而更多的是連結起海外華人自身的思想及社會運動。
中共與海外留學生在保釣上仿如站在一線，根據不少保釣人士的口述歷史以及當時的文章，更多源於一種叛逆心理，對國民黨威權統治及冷戰宣傳的厭棄。保釣運動激起的愛國主義情緒，衝擊著親美及親日的國民黨政權，令它陷於正當性危機；對台灣與香港學生來說，這可以說是一種自我及群體意識的「覺醒」，對冷戰宣傳所帶來的犬儒主義進行反省及批判，追尋自我的文化認同，尋求與群眾的連結。因此很自然，1972年開始，《七十年代》更多的內容是關於國民黨威權統治下的台灣，包括《大學雜誌》的爭論、台大哲學系事件、地方選舉、異見人士被關押等等，雜誌一下子成為了華文世界裡最緊貼及全面報導與評論台灣政治的月刊。在1976年以前，它每期的篇幅有三分之一至一半以上的內容是關於台灣的，關於中共的宣傳文章也多為海外學人（不少也是台灣人）回大陸的見聞或譯稿，不少也取材自保釣運動後海外留學生刊物。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北美的台灣留學生分裂成統派與獨派，《七十年代》雖然偏向為統一辯護，但卻介紹了大量獨派的觀點，包括彭明敏的《台灣獨立宣言》，也有不少鼓吹自決的文章。這段時間，在「反蔣」的共同大前題下，《七十年代》這樣的親共左派的「外圍」刊物，可以讓與中共方針不一致的議題出現，甚至在讀者論壇上公開討論。
在這個背景之下，我們能理解為何李怡後來與黨外運動有頻繁互動。1978年，關心台灣自由及人權問題的美國人梅心怡（Lynn Miles），把許多台灣黨外人士的文章交給李怡在《七十年代》刊登，包括《雷震回憶錄》手稿，再由李怡在香港出版。翌年的美麗島事件後，施明德太太艾琳達經黄世雄（Dennis Wong）幫助與李怡聯絡，由《七十年代》獨家專訪。1981年7月號，雜誌更刊登了還沒來得及刊印便被國民黨禁掉的黨外雜誌《進步》。
追蹤台灣的反對運動，未必是當年李怡自己個人的志趣。他在回憶錄中談到自己秉持著「反專制、反威權、爭民主、爭自由的意識形態」，大量報導黨外運動，這很可能是事後的解釋。事實上，他當時幾乎沒有寫過稍為長篇嚴肅的有關台灣政治的評論。當時對他來說，雜誌的台灣政治內容，除了是市場需要，更多是一種任務。例如，他在回憶錄裡說，在1979年元旦，中共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時，他寫過一份意見書，透過潘靜安交給北京，指要多聽取台灣反對派的意見。但有點意外的是，在1970年代中後期，《七十年代》漸漸參與建構了一個以「民主化」看待台灣政治的角度，不再像冷戰期間，單純把台灣政治視為美蔣等派別的合謀或鬥爭。而且，大約是美麗島事件之後，更與中國大陸的「北京之春」匯流成兩岸民主運動的視野。
＊作者葉蔭聰，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研究興趣包括香港政治文化及中國當代思想。本文為〈由親共到自由派的李怡？一段被淡化的香港左翼思想歷史〉系列之二，原刊《思想49：華人左翼思辨》（聯經），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