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回想起來，事變前夕確實是懵然無知的。他送母親上火車離開西安後，回到報恩寺街的寓所，在天將黎明時，家中的軍用電話忽然響起，是第二處宿舍同仁打來的電話，說街對面的中國農民銀行，大門被楊虎城部隊的士兵打開，入內搜查，恐是兵變。同仁問父親，如果那些士兵闖入第二處，應該如何對付。第二處駐有守衛士兵一排人，若受到攻擊，是否要抵抗？這是一個緊急的現實問題。
父親的答覆是，暫時先閉門堅拒，等他先向張副司令請示後，再以電話聯繫。父親隨即搖軍用電話與副司令通話。父親是受到張學良器重的，電話打過去，無論副司令身在何處，總是找得到他來講話。電話接通後，父親報告了當時情況。他問副司令，若受到攻擊，是否抵抗。副司令唯唯諾諾，表示已知道情況。但他只是說，「他們不會來的。」 父親不久又再去電請示，這次張學良答覆，「我現在很忙，你不要管好了。」電話就掛斷了。這是十二月十二日清晨，天色已亮。父親的住所與第二處辦公室相距不遠。
他剛要出門前往，恰好處內同仁來到他的住所，神色慌張地入門細聲說，楊虎城部隊來農民銀行不是搶劫，只是派兵把守，對第二處的守衛士兵也以友軍相待，並不攻擊。但對中央方面的人員卻不客氣，正在到處抓人，聽說委員長也被他們請來新城綏署了。那是指設在新城的西安綏靖公署，楊虎城一直都是綏靖公署主任。也即是說，他們把委員長也劫持了。
第二處內的同事勸父親不要出門，免得被人認出是中央派來的人，而被抓去。結果一整天父親都不敢出門，幸而他處內的同事時來寓所，他才約略知道一些消息。父親處內同事有兩部分人，一部分是中央調來的，一部分是東北軍方面調來的。這些不同背景的人，生活在一起，平時彼此都很友善，對父親也和好，感情相當融洽。發生事變後，東北軍方面的人，由於口音相通，在街上走路也不會惹上麻煩，所以他們從東北軍部隊那裡傳回的都是第一手的消息。
華清池的槍聲
情況大致是這樣的：驪山北麓的華清池溫泉區，給蔣委員長作為臨時行轅。蔣本人下榻於慈禧太后曾住過的五間廳，保衛他的侍從人員住在隔鄰的三間廳。在十二日凌晨，忽然受到一隊人從外面攻入。蔣的侍衛隊以三間廳建築物為屏蔽，奮力抵抗，發生激烈槍戰。侍衛隊長蔣孝先被叛軍開槍打死，侍從主任錢大鈞將軍，也胸部中彈倒地。委員長在寢室內被槍聲驚醒，來不及換下睡衣，穿著拖鞋從後窗逃出，在翻越後牆時，拖鞋掉到牆內。他光著腳跳下牆外的尋獲拘禁。國民黨省黨部，電報大樓等建築物，都被佔領。
上午九點左右，蔣委員長被押送到西安。光著頭沒戴帽、穿著長袍沒穿襪的他，在幾名衛兵跟隨下，走進綏靖公署的新城大樓。後來，孫銘九又到華清池蔣的廂房裡去尋回他匆忙逃走時沒來得及戴的假牙，以便進餐。兩天後，委員長被移送到張學良住的公館內。
這些零星消息後來不斷傳出，讓人覺得，委員長作為一國最高統帥，必定是感到萬分羞辱憤慨的。
密室窩藏江科長
十二日當天下午，正當父親自己困在寓所時，有一位總部調查科的江雄風科長突然跑來，滿臉驚慌之色。父親請他進門後，立刻瞭解江科長所處的困境。由於調查科是屬於特工性質，是聽命中央負責監視和情報工作的，為當時所不容，若被叛軍捉到，恐怕性命難保。江科長逃到父親的住所，尋求庇護，也是萬不得已。父親看在同事關係的分上，自然義不容辭。但如何把他藏起來，卻頗費周章。父親自己已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他已不能外出找朋友，或托人傳信。江科長更是不能露面。父親無法留他在家裡，但他若出門，就是絕路。為了公誼私交，父親不忍坐視不救，可是當時的處境實在危險萬分，非身歷其境的人不能瞭解。
等到天黑黃昏的時候，看準路上無人，就三步做兩步，迅速跨過並不寬的街道，進入徐家大門。原來徐家的臥室隔壁還有一小間密室，可由臥室床前兩個大衣櫥裡面的板壁進入。密室內只有一張空床，旁邊一些柴草而已。江科長不敢睡在床上，而是將棉被鋪在床下，用柴草掩蔽。
這是在事變當天的黃昏時刻。父親和陳秘書認為一切都安排妥當，心理也如釋重負，感到安慰。第二天，也就是十二月十三日黎明時，有人來敲門，一排兵來到父親家門口。帶隊者向父親立正敬禮，說是奉參謀長命令來保護處長的。外面街上很亂，請父親不要出去。父親應對說，我家房子小，前一進的房屋和兩邊的廂房都可住，大家就擠擠吧。客套話說完，父親表示，他可以不出門，但處裡的人是要來的。做了這樣的約定，父親心想，真是好險，幸虧江科長已離開他家，否則不但江科長沒命，父親也必會受到牽累。
一排人忽然來到家中「保護」，心理壓力不小，而且軍需官出身的父親，也考慮到張羅一排人的吃住，還牽涉到柴米油鹽的問題。父親一連幾天，足不出戶，派來的士兵對他卻非常客氣，禮貌周到，對父親處裡來的同仁，既不過問，也不監聽他們的談話。令父親寬心不少。
＊作者閔錫慶為民國將領兼國大代表閔湘帆之後，是美國第一位取得律師執照的女性華商穆斯林，現為美國民主黨員，多次代表參選，積極推動移民與婦女權益。本文選自作者新作《親歷西安事變的穆斯林將軍：追尋先父母的足跡》（秀威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