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時任美國國務卿的龐畢歐在尼克森總統紀念圖書館發表演說，試圖為美中關係打下基調。龐畢歐強調「不可放任共產中國的暴政威脅」、呼籲自由世界「必須統一陣線，不能被中共的討價還價或奉承諂媚所左右」，甚至今後不可再給予中共一絲信任，否則中共「終將侵害我們的自由，顛覆我們所辛苦建立的、基於規則的秩序」。
這篇講稿明確呼籲自由世界聯手遏制中共，因此被視為華府對共產中國的「新冷戰檄文」。不過就在這場演說的4個月後，川普卻輸掉了2020美國總統選舉，以龐畢歐（Mike Pompeo）為首的共和黨對中鷹派重臣（有趣的是，川普本人恐怕沒有龐畢歐、彭斯、博明、波頓等人那麼堅定反中）頓失華府的舞台與權柄，這篇「新冷戰檄文」似乎也暫時遭到懸置與冷藏。
隨著拜登2021年入主白宮，美中關係進入了重新摸索磨合的階段。雖然中間經歷了安克拉治火藥味十足的美中戰略對話、拜登政府日益擴大美中科技戰、美國眾院議長裴洛西訪台、以及高空間諜氣球的風波，但拜登政府也一再強調「確保兩國競爭是負責任的」、「兩國關係不會轉向公開衝突」、「美國不尋求新冷戰」、「追求去風險而非脫鉤」，在美中的持續磋商與準備之下，舊金山拜習會也再度重啟美中的溝通與交流。
就如同拜登今年2月在發表國情咨文所宣稱的——「美國尋求與中國競爭、而非衝突」，即便在拜習會後，美國也沒有選擇與中國全面和解：包括貿易戰、科技戰都還在持續，美國在西太平洋拉攏日本、澳洲、菲律賓強化軍事合作的腳步並未放緩，美國對台灣的援助（尤其是軍事援助）也絲毫沒有放鬆。
布林肯與蘇利文等拜登的外交與國安重臣在許多場合一再強調，美國希望避免新冷戰、尤其是一場熱戰。但在拜登政府揚棄了龐畢歐的「新冷戰路線」後，如同布魯金斯學會的台灣研究主任何瑞恩（Ryan Hass）在《外交事務》所質疑的：美國政府似乎始終沒有說清楚「該拿中國怎麼辦」，也沒能拿出一套令人信服的對華戰略，這讓美國政府在國內外都難以凝聚共識，盟友們不願意陷入美中對抗、美國人民也不太可能為此做出犧牲，缺乏願景更讓煽動者播下仇外心理與種族主義的種子，進一步撕裂美國的社會結構。
所以美國在與中國競爭時，追求的究竟該是什麼呢？
這個問題要是讓龐畢歐來回答，他壓根不會覺得美國與共產中國需要競爭，因為「從中共手中守護我們的自由，是這個時代的使命，美國就是這個使命的領導者」；曾擔任川普在白宮的貿易顧問的納瓦羅（Peter Navarro）去年在《奪回川普的美國：我們為什麽失去了白宮，以及我們將如何獲勝》（Taking Back Trump’s America: Why We Lost the White House and How We’ll Win）一書中則說，川普如果再次成為美國總統，美國絕對會跟中國脫鉤，「因為我們為中共製造產品所支付的每一塊美元，都會進入他們攻擊台灣的戰爭機器中」。
對於這套不該容忍中國、更要聯合自由世界一同遏制中國，甚至設法讓中共垮台的鷹派想法，在何瑞恩看來只會適得其反。因為美國的夥伴們其實不真的有興趣對抗中國，這也會暴露出美國領導人對自身影響力的過於天真，因為美國其實不可能迫使中國政權更迭（反之亦然）；即便如同龐畢歐三年前所強調的「中共嚴重侵犯人權」，華府應該聯合盟友孤立北京，但這種做法已有伊朗、北韓、委內瑞拉的先例，美國將其孤立之後，它們往往更加無視美國對人權的抱怨，對中國採取外交脫鉤當然也會產生類似的後果。
那美國該怎麼辦呢？
何瑞恩認為，華府需要為中國制定一套能獲得國內外支持的目標，而且這個目標應當與外國盟友的優先事項一致，使其能夠預測美國政策方向與思考邏輯。在何瑞恩看來，華府的目標應當是維護一個支持美國安全與繁榮的國際體系，而且這個國際體系應當「包含中國」而非「排除中國」；美國當然也應該保持強大軍力，阻止中國對美國或其夥伴使用武力；同時也尋求在技術創新方面維持對中國的優勢，特別是涉及國安的軍民兩用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