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看起來有點繞口的界定，包含了兩個主要部分：求知的主體和求知的對象。人文學的對象是人的世界和人的活動，但有個特點，除了對活動的觀察和理解，有很大部分著重在人的活動的意義層面。因此，透過詮釋的取向探討人的世界，也構成人文學的重要部分。但在我個人看來，人文學最關鍵的特點或許還不在於它研究的對象，而是在研究主體或研究觀點這一點。社會科學乃至生命科學的一小部分也研究人（非純生物性的人），但人文學可能最突出的特點是，有意識地從人的觀點來研究人，也就是，具有明顯的自我探索的性質。社會科學也研究人，但原則上採取科學的預設，以客體化的角度來進行研究。在社會科學，作為人的研究者往往是隱身的或者設法隱身。至於那些不特別隱身的研究，我們也許可以說，具有人文的性格，和人文學有親近性，也是比較容易和人文學交流的領域，有學者稱之為人文性的社會科學（humanistic social sciences）。其實，人文學科中的歷史學和哲學在十九世紀後期、二十世紀前期也很受科學影響，在研究方法、知識目標上都如此，但始終沒有去掉人研究人這個出發點。
我還未曾看到從研究觀點的角度闡發人文學科通性的系統論述，我提出以上的表述，主要啟發來自美國哲學家Charles Frankel（一九一七—一九七九）在一九七八年一場演講中的話：
人文學是一種知者在其中被顯露出來的知識。當這種效果發生，當我們被要求不只考慮命題也考慮提出命題的人，當我們聽到話語後面人的聲音，[當這些情況發生時，]所有的知識都變成人文性的。
The humanities are that form of knowledge in which the knower is revealed. All knowledge becomes humanistic when this effect takes place, when we are asked to contemplate not only a proposition but the proposer, when we hear the human voice behind what is being said.
類似觀點也出現在其他很多作品，例如華人學者余國藩（一九三八—二○一五）在他的〈人文學科何以不是科學？—從比較的角度自亞里士多德的觀點談起〉（原文為英文）就對人文學求知者與求知對象同一性的問題有所探討。不過就我寓目所及，Charles Frankel 的陳述是最直接、有力、清楚，而且適用範圍最廣的。我暫時把它當作人文學的自我探索性質的基本解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