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現況「和平」與「自強」都重要，唯「自強」經常被擴張為「備戰」。2024選舉應完整呈現哪一個方向的總合民意為多，而不是哪個支流的鐵粉較多。臺灣要有遠景，候選人要有理想。
臺灣兩大民意方向，在朝一方已就緒，在野一方有「侯柯郭，三大支流」尚待整合。整合方式如果採用全民調，雖可達成形式公平，實質誤差過大。如果採用盟友投票（或稱民主初選），當前有人頭盟友爭議。若採政黨協商，就長期觀察「選民結構」的實證經驗，不易改變現況。
可行的整合方案為二階段初選：先全民調、再盟友投票，若「三大支流」有和民進黨一樣「願賭服輸」的魄力，瞭解這是在沒有完美方案下略好的選擇，或可達成整合。這是在緊急時刻的應變實驗，未來如果能夠就此次經驗改進為公辦初選，將對我國政治發展有重大貢獻。
全民調誤差大▪盟友投票有人頭
全民調提名，是本人在1983年於《聯合報》創辦臺灣民意調查後，首先倡議的方案，因具備公平形式，始終是民眾大體可接受之方式。
唯40年來社會變遷、選民行為模式轉換，從前可預測之方法已不堪使用。以近年縣市長選舉為例，投票前10天有43個封關民調，結果全部超過其宣稱之誤差範圍，「預測0正確」，更有37個民調，即86％誤差在百分之10以上。
人類行為參數顯示，極少人在8周內會改變選擇。10％以上的大出入，不可能是有這麼多人在10天內改變，而是調查本身的誤差，當前的坊間民調無法達成「隨機性/等機率性」，亦即缺乏可推論性。
民調方法可以改革，唯應改革事項達200項，最基礎3項是：不得更換樣本、全戶有投票權者都必須訪問以解決家庭異質投票問題、並以手機訪問不易在家者。如此修正，要訪問到最低樣本1500戶，需時8周以上，而不是大家習慣的2至3天。
當前民調已成一種勞力與儀式商品，全球真正以科學研究者也不多。各候選人、政黨、民眾是否能夠理解為何要如此改革？同時，各坊間民調機構都使用同一個、因襲傳統缺陷之調查資訊系統，方法改革後，是否有執行能力？當前提名民調，都是多家一起執行，而各家多是聘用非專任訪員，也會考驗控管能力，是否因延長調查時間而出現新弊端？
有人倡議盟友投票，最大爭議為人頭、或非盟友加入投票。我曾在臺北市調查，發現政黨人頭黨員確實存在，且與少數大戶產生連結，但其規模尚不足以左右選情。而非盟員加入投票，今年或難避免，但未嘗不可兼容。而此問題，未來必可防止。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主張全民調，但全民調失準機率大。（顏麟宇攝）
民調3取2▪盟友投票可網路化
基本人性是非理性的，改革必須漸進與配套，故建議：二階段式初選：
第一階段：仍採全民調，以一般坊間方式執行，取前2名。
第二階段：理想應先經完整盟友登記與公告。若考慮大眾習慣，可仍採實體投票。若相信數位網路科技，且爭取時間與資源效益，可採網路投票。香港的在野聯盟已經實施過，證明可行，只須改善一些技術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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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調有誤差，但符合人心。坊間民調誤差有可能誤導第一、第二名，但如果沒有作假，且抽樣盡可能做到分散化，第一名被誤為第三名的可能性較小。
故確保前2名均有出線機會，再經盟友投票，更具民意正當性；又獲勝者，得票必然過半，也有凝聚盟友向心力功能。
至於七三制或其他加權制，其權數均無科學基礎，不值得討論。
今年若能實驗▪未來公辦初選代替政黨票
盟友投票是期望未來發展為公辦政黨初選，成功的前提是：政黨柔性化、黨員公開、擇一化。
未來更應修改政黨法，將「政黨/政黨聯盟登記」列為選委會經辦業務，實施免費登記、開放閱覽，確保黨員「擇一」性。同時，「政黨/政黨聯盟登記」就是「不分區」名額分配的依據，故不必擔心惡性的跨黨參與初選；同時，選舉日不再發政黨票，提升選舉的效率。
而新增加之經費，可檢討是否對應削減選罷法第43條：對候選人個人競選經費之補助，同時革除該條引發的數項弊端，一舉數得。
不爭細節取得資格▪才能有改善細節機會
在此緊急時刻辦理的二階段初選，一定仍會有缺點，「三大支流」必須要有和民進黨一樣「願賭服輸」的魄力。
當前全民調是將各家的數字直接加起來平均，其實違反科學原理，原始數字直接加沒有意義，應先經過「標準化」。民進黨的黨內民調曾有極為接近的例子，如果數字經過標準化，結果可能相反。但民進黨的總統初選長期以大眾認知為準，不論初選前多競爭，即使是不標準的民調攤開，也一翻兩瞪眼，恢復派系團結，不至輸者撒手不管，更未見扯後腿、形成間接幫助理想相反的對手陣營。
候選人應展現「實現共同理想」的決心與堅持，成事是為臺灣的和平與繁榮遠景。
當前的制度與程序有缺點，要先取得可以改善的責任與資源，未來才有真正改善的機會。
選舉為少數決定▪眾從結果
累積40年的民調經驗，選民投票并不是短期決定的，而形成相對穩定的「53237選民結構」。
假設選民總共 20人，則有5人(25%)為正方意識型態；有3人(15%)為反方意識型態。這2群早有定見，極不易因任何競選活動改變。
有最多7人(35%)為疏離群，如果沒有危己事件、或社會大危機，不去投票。這群人會因選舉的重要性而改變，在總統級選舉，最多會有3人(15%)出來投票，而其取向會接近以下2群。
有2人(10%)為可變群，根據自己感受的候選人形象投票，相對可能改變。
有3人(15%)為搖擺群，會依媒體所傳達的候選人形象而投票，經一段時間累積後，相對可能改變。
可變群與搖擺群為「可改變」，但仍有基本傾向，沒有足夠吸引力時，不一定「會改變」。
由於絕大多數選民的投票取向都是固定的，選舉結果其實操在少數「會改變」的選民手中。選舉表面是求「從眾」實則為「眾從」。
過去40年，「會改變」的選民未超過2人(10%)，不過因其逆轉性質，在數字效果上為乘2。
閉門協商▪不受可變者青睞
能夠達到「隨機/等機率性」的民調，可以觀察深層，與預測未來。
40年來「53237選民結構」始終穩定，所以全國性選舉，除了2004年外，凡是全國性單一席次選舉，全部在選前8周內就幾乎穩定不變，而與選舉結果差距從未超過2%。
2004年還沒有不得報導民調的法律，當時我在世新大學服務，我們一直調查、報告到選前1天。
當年政黨協商「連宋合」出檯後，坊間民調紛紛報告，連宋大贏10% 以上。我們的隨機民調顯示，一般經過初選的組合，在初選後數字都會上揚。但連宋的協商組合沒什麼改變，而且始終只領先不到2%。
「319」當天發生槍擊案，發現投票率突然上升近2%，我們急忙增加問題、擴大樣本，再發現選民對選後會發生嚴重的衝突，有顯著性的高度憂慮。
我趕緊去見牟校長宗燦和葉主秘至誠，報告發現選舉史上唯一在8周內發生可能改變選舉的事件，而且可能觸發國家長期振盪。建議本校是否登高呼籲，根據本校研究，建議暫停選舉，避免長期紛爭，可惜未果。
三月十九日傍晚，我們在實驗室中預見阿扁中槍，倒地的卻是連戰，與因此連續的衝突。
也印證了閉門協商，對可以改變的少數選民，缺乏吸引力。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主張半民調半全民初選，不論正副，侯柯兩人要在一張選票上。（蔡親傑攝）
時勢曾造韓國瑜▪現有第二次機會
我曾獲得一生最大的一次民調委託，預測高雄市長選舉。因為樣本夠大，我們做到可以分析區里。
2018選舉日前夕，我將對區的預測傳給委託人與幾位關鍵人士，第二天的結果是百分之百全對。
當時媒體與坊間民調，都認為韓國瑜將由王金平的路竹展開大勝，我們卻發現韓國瑜會在路竹輸，果然他也輸了。這個輸，反而更證明了隨機/等機率民調的預測能力。
2020年總統選舉，我們根據民調結構分析，發現對國家發展的最好方案是：各政黨好好辦初選，民進黨已有程序，而國民黨尚待籌謀。
我們再根據民調結構，提出2建議：1.國民黨邀請韓國瑜擔任初選活動召集人。2.國民黨成立縣市長聯誼會，邀請韓國瑜擔任籌備人。
恰巧，韓國瑜的左右臂，都是我的大學親近好友；而吳敦義的核心幹部是我的高中要好同學。我經由他們轉達了此2建議，可惜只有吳主席表達了感謝。
現在回看，如果雙方採納了來自民意結構的建言，大家可能會同意，當前的臺灣是個完全不一樣的臺灣。而韓國瑜遲早也會實現他的理想。
韓國瑜若擔任2020年國民黨初選活動召集人，輕而易舉，而且不會有雜音，可建立公平的範例。
韓國瑜若現在願意溝通「三大支流」，經由二階段初選，以形成整合方案，非常艱巨。但韓國瑜若還希望為國家有所貢獻，全力以赴做到最大公平性，這是一個可以有成果的重擔。
民調不僅是診斷工具▪也是處方工具
民調不僅是診斷工具，也是處方工具，視當事人會不會使用診斷資訊做出處方策略。
2014 年臺北市選舉，我受到一個中立機構委託調查，沒有保密條款。我們發現一個少見趨勢，有約7.5 % 過去投藍的選民將改投柯。這些人被誤為「泛藍」，其實只是「可改變」。我們將此資訊同時告知連與柯兩陣營的總管。
我一生面對許多候選人，但只有這次柯陣營對我提出的民調診斷資訊，做了因應的策略處方，使柯文哲保留住了「可改變」的 7.5% 乘2，以約 15% 勝出。
柯文哲當時還不是政治人物，卻是個瞭解「選民結構」之科學邏輯的素人。
科學指方向▪事仍在人為
「三大支流」必須要有「選民結構」的認知，要有追求更遵守「競合程序」的真誠，向「可變者」展示一個有競合、有承諾的整合結果。
盟友投票可作為未來政黨黨員投票的實驗，期待未來各政黨領導人合議，開放「黨員登記」並作為「政黨不分區」席位的依據。
黨員投票必須配合漸進式黨員登記並透明化。盡量接近公平的黨內初選，對各政黨黨內舉才與全民選賢與能，均有助益，期待各政黨領袖能夠促成黨員登記、與政黨初選國家制度化。
衆人之事到底是事前預防好？還是事後處理成本高？民調與各種科學工具，可以協助我們去思考問題與解決、趨吉避凶，但如無當事人意願與投入，便無能為力去完成。
參考連結
以下3篇科普文，可以最精簡的方式，協助閱聽人快速認識民調實務、與「假民調」的大體輪廓，敬請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