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兩次改革是為滿足不同需求的角度探究，兩次機構改革側重領域不同，體現習近平階段性目標差異。2018年，習近平甫展開第二個任期，目標是打破中共領導人自江澤民以降「兩屆10年」的任期限制、尋求連任，此時的當務之急，是儘可能爭取一切可爭取的力量，因此需要強化對意識形態、宣傳及統戰系統的掌握；而如若無法化敵為友時，則應儘可能降低不服者所可能產生的威脅，因此需要加強對政法系統控制。2023年，習近平已順利連任，並且全面啟用自家人馬主掌各個重要職位，黨內基本上已沒有能夠挑戰的力量，所需顧慮者轉為民間社會及國際情勢，因此必須維持金融秩序穩定，同時在科技領域避免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卡脖子」。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蔡文軒認為，經濟是威權國家維持統治的根本，無論再怎麼發動政治活動，都不能輕忽經濟，因此這波機構改革著力於金融領域，這與後疫情時期經濟亟待復甦、習近平的「共同富裕」目標息息相關。當前的經濟活動，又與科技發展密不可分，因此中共必須加強自主創新，然而在對待不同領域企業的態度上，仍是有差別的：諸如汽車、人工智能、半導體等對政權不構成威脅的產業，採取全面扶持態度；而像是互聯網、大數據等產業，則猶如雙面刃，既可幫助經濟發展，也可能危及統治，因此在扶持的同時，也必須加強監管。
二、國安系統整合未如外界預期發生
在第二次機構改革方案公布前，海內外媒體普遍預測中共將進行國安部門整合，然而結果並不如外界預期。之所以有這樣的猜測，很可能是因為前次機構改革的範圍已相當全面，調整幅度史無前例，外界據此推論短期內應不致再有改革必要，若真要調整，很可能是發生在較為敏感的國家安全領域。
長期來，中共中央並未設置與國家安全有關的編制，直到2000年9月，江澤民才在任期的最後階段，設置中央國家安全工作領導小組，並與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合署辦公，此時期的國家安全顯然更偏重於國際安全層面。2014年4月，中共將國家安全工作領導小組改制為國家安全委員會，並獨立於外交系統，由中共中央總書記擔任主席，國務院總理、全國人大委員長擔任副主席，辦公室主任由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任，關注範圍也從過去的傳統安全議題，擴及為兼顧非傳統安全議題。
第二次改革方案公布前，海內外媒體依據香港《明報》報導，指出中共可能新設或將國家安全委員會改制為「中央內務委員會」，將公安、移民、戶籍、交通、反恐、反間諜等項目整併為其執掌，國務院所屬國家安全部、公安部也將由該委員會直接領導，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可能由政治局委員級的公安部部長王小洪出任，若要再提升位階，則可能由政治局常委級的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直接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