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習派內部，無論是福建舊部、浙江舊部、上海舊部、陝西同鄉、清華同窗，這些派系都是建立在「人與人」的連結基礎上，過去習近平之所以借重這些來自特定區域或具有特殊淵源的人馬，係為爭奪利益分配，然而在進入第三任期後，黨內各路人馬基本已形同俯首稱臣，失去拉拔特定人馬與其他勢力對抗必要，此時所需思考的應是如何從「習派的共主」，轉變成「全黨的共主」。面對此問題，徒仰賴人治是行不通的，必須建立制度化的人事任用管道，而共青團做為中共黨內既有的升遷機制，不無重獲重用的可能。
即使習近平不刻意建立制度化升遷管道，單純站在「帝王心術」角度觀察，也有重新拉抬共青團的必要。綜觀歷史，任何極權者都不願內部出現對其權威構成挑戰者。中共在人事制度未上軌道前，毛澤東的作法，是經常維持兩派勢力並存，不讓任何一方坐大，例如在建政初期以拉抬高崗制衡劉少奇、在文革時期扶持林彪集團與「四人幫」集團抗衡。在中共新任政治局常委中，隨著李強於今年3月接任國務院總理，蔡奇於5月出任國安委副主席，而這兩人均為習近平過去主政浙江時期的舊部(蔡奇從福建時期即跟隨習近平)，之江新軍儼然成為「習派」中的第一大勢力，為避免該派系人馬未來逐步坐大、挑戰領導權威，適時引入共青團的影響力，未嘗不是一種手段。
政大東亞所教授寇健文曾指出：「共青團具有輸送優秀幹部到各黨政機關、群眾團體的組織任務，還可以在各地吸納不同背景、類型的年輕幹部進入共青團任職，成為團系關係網絡的成員。」相較於中共其他以地域或產業形成的派系，「(共青團)這種以全國為範圍的幹部輸送與吸納特徵，都是傳統派系沒有的優勢。無論領導人是否是團系出身，都會想利用這項資源，鞏固權力基礎。因此，團系的政壇影響力還會持續下去，不會隨著領導人更替而消失。」
「團派」目前雖在中共中央全面失勢，但在地方官場仍有許多共青團出身者，惟在欠缺領導下，只是難以發揮影響力的烏合之眾；然而共青團畢竟是中共內部建制性的菁英甄補機制，「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當習近平對胡錦濤、李克強不再存有憂慮後，共青團的力量終有回歸之日。倘在2027年中共21大中，再度出現共青團出身的常委，不無形成「第三代團派」的可能。
＊作者為智庫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