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團派」慘遭「團滅」─制約習近平力量的消逝

繼「江派」之後，「團派」成為另一個沒落的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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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派」由來

廣義而言，曾加入共青團者，均可稱為「團派」。由於加入共青團必須在14歲至28歲間，且年逾28歲未擔任幹部者即不再保留團籍的年齡規定，使得在中共建政初期，尚未有共青團出身者升任高位。1980年，共青團第一書記出身的胡耀邦升任中共總書記後，拔擢的幹部被稱為「第一代團派」；2012年，同樣出身共青團第一書記的胡錦濤成為中共總書記，所拔擢的幹部被稱為「第二代團派」。

1976年文革結束後，曾在文革之前擔任共青團幹部者，此時年齡已普遍在50歲以上，例如文革前的末任共青團第一書記胡耀邦，此時已61歲。隨著中共在1978年底開始推動改革開放，胡耀邦於1980年2月接替華國鋒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團派」也迎來第一波發展高潮。胡耀邦在任期間，大量拔擢曾擔任共青團幹部者出任要職，著名者有胡啟立、王兆國、胡錦濤等，「團派」也首次被外界定義為中共黨內的一個派系，當時甚至有「團中央領導黨中央」說法。

直到1992年中共第14大，隨著同樣出身共青團第一書記的胡錦濤成為政治局常委，「團派」獲得捲土重來機會。當時7名常委中，其餘6名(江澤民、李鵬、喬石、李瑞環、朱鎔基、劉華清)分別出身於1916年至1934年之間，平均年齡達66歲，胡錦濤則出身於1942年，時年僅49歲，外界遂紛紛揣測：胡錦濤係在鄧小平授意下被安排擔任常委，目的是為了在江澤民於2002年任期屆滿時繼位。

胡錦濤在此時做為黨內普遍認定的「儲君」，行事作風異常低調，經常以身體不適為由未參與政治局會議，請假頻率高居7名常委之冠，這實際上是一種明哲保身的作法。此時期外界雖已預知「團派」即將崛起，但對於江澤民是否甘於交出權力，仍存疑慮。

胡錦濤上任初期，省或直轄市副部級以上幹部，有一百七十多人來自共青團， 其中又以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河南省省長李克強、福建省委書記宋德福位階最高。

2007年中共17大後，同為共青團第一書記出身的李克強成為政治局常委，並擔任國務院副總理，被認為將接任下屆國務院總理；其餘政治局委員中，劉雲山、王兆國、李源潮都曾擔任共青團高層幹部；令計劃則改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統戰部長；此外，還有大量共青團出身者擔任政府一級單位主管，「團派」邁入權力高峰期。

由於以胡錦濤為首「第二代團派」並非由以胡耀邦為首的「第一代團派」所提拔，兩者除同樣出身共青團的共同點外，基本上可視為兩個不同的派系。本文所欲探討的「團派」，係指自中共16大之後，隨著胡錦濤擔任國家領導人而崛起的政治派系。

由於加入共青團必須經過篩選，且曾參加共青團者，在之後升遷上也有一些共同點，使得「團派」政治人物普遍具有幾項特色：首先，是擁有高學歷及特定專業背景。共青團雖未要求成員學歷，初中生幾乎是半強迫性的加入，但由於之後在升任幹部時必須經過篩選，使得之後能轉往黨、政要職發展者，基本都有本科(學士)以上學位，甚至不乏博士，且專業必須符合當前社會需求，例如理工科、財經、法律等。

其次，是「團派」政治人物比起其他派系更為「接地氣」，即貼近人民群眾。相較於太子黨有父祖輩之庇蔭，普通人若想投身政治，加入共青團無疑是條捷徑。共青團的成員多數出身貧寒階層，出任仕途後，也常被派往貧困的中、西部內陸省份，較常與工、農階層接觸，這使得他們更有能力處理經濟及社會問題，但也被批評在面對複雜性較高的國家戰略面問題時，欠缺格局與魄力。

第三，是「團派」政治人物在接任相同政治職位時，年齡普遍低於其他人。以文革結束(1976年)至中共18大(2012年)這段期間為例，共有8人曾任共青團第一書記(韓英、王兆國、胡錦濤、宋德福、李克強、周強、胡春華)，出任此職的平均年齡為40歲。這些人卸任共青團第一書記後，均獲調升為「正省部級」官員，平均年齡僅45歲，明顯較其他同級別政治人物年輕。

最後，相對於「江派」，「團派」是一個較鬆散的派系。共青團成員在2017年達到8,124萬人歷史高峰，此後隨條件控管而有所下降，但截至2021年仍有7,371萬人，同時期的中共黨員人數則是9,671萬人。共青團成員中，約有十八萬人為全國層級幹部、二十萬人為基層團委幹部、三百萬人為團支部幹部。如此龐大的團體，成員雖有一定共同性，但仍各自有政治取向。例如，被認為與習近平關係良好的前全國人大委員長栗戰書，早年也曾參加過共青團，卻顯然與胡錦濤、李克強不屬同一路人，這使得部分學者傾向不將「團派」視為一個派系。

習近平對「團派」的抑制

習近平執政後，雖抱著聯合「團派」打擊「江派」的基本方略，但出於鞏固、甚至擴張自家人馬影響力的需要，仍不時以各種手段試圖抑制「團派」。

由於共青團是中共內部制度性升遷管道，胡錦濤在2007年中共17大召開前，原屬意由同樣出身共青團第一書記的時任遼寧省委書記李克強擔任接班人，之後因面臨「江派」反對，經雙方協商後，達成由彼此雖非最滿意、但都能接受的習近平擔任接班人之共識。由於習近平的權力來源，被認為是「江派」與「團派」妥協下的結果，這使得在其上任之初，一度被認為無法取得實際權力、僅是過渡性角色，甚至被喻為歷來最弱勢領導人。這種外界普遍「看衰」的狀況，造成習近平對於權力基礎存在相當的不安全感。

與此同時，胡錦濤雖以「裸退」(即同時將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會主席3個重要職位一次性交接)方式向習近平表明不再插手政治的決心，但因胡錦濤執政時期拔擢的官員仍有大量身居高位，以中共18屆政治局25名委員來說，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副總理汪洋及劉延東、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均被視為「團派」人物。這股龐大的政治勢力，對習近平而言，猶如芒刺在背，因而亟欲鞏固權力。

為打破這種權力基礎不穩固局面，習近平上任後積極培養自身派系，拉拔對象的來源，除過去擔任地方領導時期的部屬外，還包括一些因特定共同淵源而結識者。習近平進入中央前，曾任福建省省長、浙江省委書記、上海市委書記，來自這3地的部屬或故舊，分別形成「習派」內部的福建派(或稱閩江新軍)、浙江派(或稱之江新軍)、上海派(又稱新上海幫，以區別江澤民時期提拔的上海勢力)。此外，習近平祖籍陝西，其父習仲勳係陝北紅軍創建者之一，習近平也曾在文革時期「上山下鄉」運動中發配陝西，使得陝西同鄉也獲得重用，但屬於「習派」中的非主流；另外還有習近平就讀清華大學的同學，也有部分獲得重用。

正因出於前述守勢性的鞏固自身權力、攻勢性的擴張自家人馬需求，對「團派」的抑制成為必要。自習近平上任以來，即透過各種方式批評共青團，例如在中共中央出版的《習近平關於青少年和共青團工作論述摘編》書中，將共青團形容為「高位截癱」、「四肢麻痹」、「形同虛設」、「空喊口號」、「說科技說不上、說文藝說不通、說工作說不來、說生活說不對路。說來說去就是那幾句官話、老話、套話」，也曾透過中央紀律監察委員會以「機關化、行政化、貴族化、娛樂化」等詞批評。具體作為上，習近平對「團派」的抑制甚多，此處以四件特別具有代表意義者為例證：整肅令計劃、架空李克強、冷待胡春華、延緩共青團幹部升遷時序。

整肅令計劃。令計劃在胡錦濤執政時期被視為「團派」核心人物，原被看好能在2012年中共18大時「入常」，然而其子令谷於同年年初駕駛跑車與另兩名女子自撞身亡事件，使令計劃仕途受挫，最後僅調任全國政協副主席。2014年習近平啟動對令計劃家族的調查，被封鎖2年的車禍照片隨之爆光，官媒直指令谷與兩名女子衣衫不整。此外，令計劃本人、配偶、兄弟也均被控貪腐。更嚴重的則是令計劃被指控在2012年習近平上臺前，曾密謀參與流產政變，與「江派」的薄熙來、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同被官媒定調為打貪政策下的「5隻大老虎」。令計劃事件的特殊性在於，渠過去擔任被稱為「大內總管」的中央辦公廳主任，是「團派」在中共黨內總體布局的核心，將令計劃拉下馬，「團派」猶如失去組織中樞;另方面，由於整肅令計劃的名目，是與「江派」人士合謀政變，這種涉及內亂的指控，也讓胡錦濤對這個問題無從插手。

架空李克強。在中國政治體制下，中共總書記主管黨務、國務院總理主管政務，兩者各有分工。總書記雖可透過「以黨領政」對大政方針發揮影響力，但多數情況下仍尊重國務院總理行使權力。正因如此，外界常將這兩職位負責人並稱，最有名的當推胡錦濤、溫家寶執政時的「胡溫體制」。習近平上臺初期，也有人將其與李克強並稱為「習李體制」，但這樣的稱呼隨著習近平逐漸架空國務院總理權力，愈來愈少被提及。架空的方式，是在中共黨內針對各領域工作成立領導小組或委員會。在習近平第一個任期中，共成立了24個領導小組或委員會，涵蓋所有黨、政、軍、意識形態等各個領域，組長或主任由習近平本人或指派親信擔任，將原屬於國務院的業務全部移到黨內討論；國務院則在各小組或委員會掣肘下淪為執行單位，李克強也因此被視為中國歷來最弱勢的國務院總理。

冷待胡春華。胡錦濤在擔任西藏自治區委書記時，結識了時任共青團西藏區委副書記胡春華，此後一路拉拔。2008年胡春華由共青團第一書記轉任河北省委副書記，2009年調升省長。由於另一名也曾任共青團第一書記的「團派」新星宋德福業於2007年過世，使胡春華與令計劃被視為「團派」最具發展性的後起之秀。2012年中共18大胡春華進入政治局，外界紛紛揣測胡春華是胡錦濤安排的「隔代接班人」，是未來「第6代領導」核心，港臺媒體報導時更往往冠以「太子」之類稱呼。然而在2017年中共19大時，胡春華未如預期獲選政治局常委，僅出任國務院排名第3的副總理，粉碎了外界的接班之說；2022年中共20大前，多數媒體、學者預測胡春華有望當選常委並接任國務院總理，結果卻依舊事與願違，非但跌出政治局，亦僅擔任全國政協排名第二的副主席。

延緩共青團幹部升遷時序。如同前文所述，「團派」政治人物在接任相同政治職位時，年齡普遍低於其他同職位者，成為他們在之後升遷路上的先天優勢。在習近平上任前，8位曾出任共青團第一書記者，接任時的平均年齡為40歲；然而自習近平上任後，2013年、2018年、2023年先後出任此職的秦宜智、賀軍科、阿東(回族人)，履新時的年齡分別是48歲、49歲、53歲，「贏在起跑線上」的年齡優勢不再，甚至愈來愈晚。此外，秦宜智在2017年離開共青團後，改任國家質檢總局副局長；賀軍科在2023年離開共青團後，改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黨組書記，這些兩個職位雖在職等上與其他卸任之共青團第一書記同級，但均屬於技術領域，並非權力核心。這顯示，共青團高階幹部出身的背景，已不再是中共黨內升遷保證。

「團派」的未來

在2022年中共20大前，外界對於「團派」最樂觀的預估，是習近平為尋求順利連任，將對「團派」做出讓步，可能的職務調整方式是：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轉任全國人大委員長或全國政協主席、全國政協主席汪洋轉任國務院總理、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轉任國務院總理或首席副總理，「團派」在中共20屆政治局7席常委中占有3席。詎料，最後結果竟是一席未得。未來「團派」的發展，在短時間內，可能走向「有團無派」；但長時間看，也不無出現「第三代團派」的可能性。

短期-「有團無派」。從「團派」發展歷程看，共青團出身的幹部，能在黨內匯集成一個派系的前提是必須有人進入黨內高層，至少必須是「黨和國家領導人」層級的政治局常委，這樣「共主式」人物的出現，才有能力大量拔擢舊部，共青團出身者也才有效忠的對象。中共20大後，李克強、汪洋、胡春華等「團派」核心人物未如預期留任於政治局，使得「團派」在新任政治局24席成員中竟無一席之地，在黨的中央層級已不復做為一個派系。

然而，「團派」影響力式微，僅能說明胡錦濤政治影響力不復存在，擁有7,371.5萬人成員的共青團(統計至2022年5月)，不僅是中國境內規模僅次於中國共產黨的第二大政治組織，也是中共內部唯一制度化升遷管道。無論習近平過去再怎麼抑制「團派」，共青團仍舊是不容忽視的一大勢力，只是成員的效忠對象會逐漸改變，共青團的整體特質也會慢慢變成習近平想要的樣子。

長期-「第三代團派」可能產生。習近平打擊「團派」的原因，係為剷除追求權力極大化時黨內不同的政治意見；當習近平已成功連任，權力定於一尊，再無其他意見批評、挑戰後，在人事升遷上，所追求的或將是更加制度化的升遷途徑。

綜觀習派內部，無論是福建舊部、浙江舊部、上海舊部、陝西同鄉、清華同窗，這些派系都是建立在「人與人」的連結基礎上，過去習近平之所以借重這些來自特定區域或具有特殊淵源的人馬，係為爭奪利益分配，然而在進入第三任期後，黨內各路人馬基本已形同俯首稱臣，失去拉拔特定人馬與其他勢力對抗必要，此時所需思考的應是如何從「習派的共主」，轉變成「全黨的共主」。面對此問題，徒仰賴人治是行不通的，必須建立制度化的人事任用管道，而共青團做為中共黨內既有的升遷機制，不無重獲重用的可能。

即使習近平不刻意建立制度化升遷管道，單純站在「帝王心術」角度觀察，也有重新拉抬共青團的必要。綜觀歷史，任何極權者都不願內部出現對其權威構成挑戰者。中共在人事制度未上軌道前，毛澤東的作法，是經常維持兩派勢力並存，不讓任何一方坐大，例如在建政初期以拉抬高崗制衡劉少奇、在文革時期扶持林彪集團與「四人幫」集團抗衡。在中共新任政治局常委中，隨著李強於今年3月接任國務院總理，蔡奇於5月出任國安委副主席，而這兩人均為習近平過去主政浙江時期的舊部(蔡奇從福建時期即跟隨習近平)，之江新軍儼然成為「習派」中的第一大勢力，為避免該派系人馬未來逐步坐大、挑戰領導權威，適時引入共青團的影響力，未嘗不是一種手段。

政大東亞所教授寇健文曾指出：「共青團具有輸送優秀幹部到各黨政機關、群眾團體的組織任務，還可以在各地吸納不同背景、類型的年輕幹部進入共青團任職，成為團系關係網絡的成員。」相較於中共其他以地域或產業形成的派系，「(共青團)這種以全國為範圍的幹部輸送與吸納特徵，都是傳統派系沒有的優勢。無論領導人是否是團系出身，都會想利用這項資源，鞏固權力基礎。因此，團系的政壇影響力還會持續下去，不會隨著領導人更替而消失。」

「團派」目前雖在中共中央全面失勢，但在地方官場仍有許多共青團出身者，惟在欠缺領導下，只是難以發揮影響力的烏合之眾；然而共青團畢竟是中共內部建制性的菁英甄補機制，「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當習近平對胡錦濤、李克強不再存有憂慮後，共青團的力量終有回歸之日。倘在2027年中共21大中，再度出現共青團出身的常委，不無形成「第三代團派」的可能。

＊作者為智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