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正式公佈實施市級領導幹部家屬不得經商的規定，評論人士說，中國已經屢次做出規定，這次出台規定是在官場上的表態，不能高估其作用。
據《關於進一步規範本市領導幹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經商辦企業行為的規定(試行)》，上海市級領導幹部的配偶不得經商辦企業；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在本市經商辦企業。
上海市政府在其網站上公佈，規定所稱市級領導幹部包括上海本市黨的機關、人大機關、行政機關、政協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中局級副職以上(含局級副職，下 同)的幹部；上海市人民團體、依法受權行使行政權力的事業單位中相當於局級副職以上的幹部；上海市國有企業中的市管領導人員。
《規定》要求，領導幹部應當按照本規定要求，將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經商辦企業情況向組織作專項報告。同時，應當在領導班子民主生活會上進行明示。對相關情況也要進行檢查和抽查。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學教授丁學良在接受BBC中文網的採訪時首先表示，這可能已經是中國頒布的第101個規定了，雖然說101次是有些誇張，但是確實之前已經有了很多次規定。而這次相比以往不會有什麼更重大的意義。
他指出， 1989年學潮之後，從中央到地方都實行了非常嚴格的規定，但是在很短暫的一段時間之後，就變成了一紙空文。 因此這次的規定可能很類似，會在短時間有點效果，時間長了，就會成為一紙空文。
有人說這些條款中存在新的要求，那就是之前沒有要求申報，但這次規定不僅要申報而且還要核查。丁學良指出， 所有這些規定最後是否能夠落實還是未知數。中國的規定在紙上寫的很詳細。但是在落實的過程中很多都很模糊。一般在中國都是文件很多，但是實施起來都不怎麼樣。
丁學良舉例說，即使在西方的社會中，有多黨制，獨立的媒體，獨立的法庭等等，無論北美、歐洲、韓國還是台灣，政界人物他們的家屬朋友和裙帶關係滲入到商界來也都變得難控制，現代社會中的經濟互動滲透與以前不同。 很多政界人士滲入到商界都是間接的方式 ，都很難查到，更別說是中國了。
官場表態
有媒體統計，自1985年以來，相關禁令已超過20條。中國2000年曾頒布《關於「不准在領導幹部管轄的業務範圍內個人從事可能與公共利益發生衝突的經商辦企業活動」的解釋》， 2001年曾出台《關於省、地兩級黨委、政府主要領導幹部配偶、子女個人經商辦企業的具體規定（試行）》等。
既然，中國屢次推出規定，都沒見什麼效果，而即使在西方，這種情況也很難控制，那麼上海現在出台這個禁止市級領導幹部經商辦企業的規定意圖又何在呢？
丁學良表示，「我們也不知道，只能猜測。上海已有的問題已經相當嚴重了，中共中央反腐力度大過以前， 上海那邊有很多把柄被抓住。現在出台這個規定，至少等於是在官場上一個很重要的表態，那就是上海願意遵守習近平和王岐山反腐敗的政策和趨勢。」
他說，大家都知道上海是江澤民、曾慶紅的老根據地，最近兩年來，查出來的很多人都是他們當政時的人。現在出台這麼一個文件，至少在官場上看起來好看的多。
丁學良稱，我要再強調一點，這樣的文件出來比不出來好。 但是出來以後會起到多大的作用，我們絕對不可以給予很高的估計。
上海出台的這個政策是試點，意在全國推廣，那麼這個在全國普及的可能性和可以多快在全國推廣呢？
丁學良說，上海只是一個城市，監控的成本比較高。以前人們做買賣，通常都可以看得見。可是現在的金融活動、投資活動，股票活動，等等，只要手指按一下鍵盤，手機發一個短信，甚至有時不需要自己親自做，就可以完成交易。幾分鐘就可以做成幾億、幾十億、幾百億的交易。很多發達國家都面臨嚴重的監控壓力和挑戰。
他指出， 如果上海像新加坡一樣是一個獨立的個體，那麼監控起來就比較容易，但上海是中國的一個城市，即使上海能夠做到15%的監控，那麼發展到全國，監控程度就會更差。一個國家越大，監控的成本就越高，監控的程度就越低，可能只能做到5%，甚至都不到。
丁學良最後說，中國的法律不像一些發達國家一樣有獨立的審判人，後面還有很多官場上的運作。這些都給監控帶來一些基本的限制。
（編譯：林杉 / 責編：董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