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覺得下一代維吾爾族人，對不起，是中國年輕人，維吾爾族年輕人也是，但中國年輕人對中國的未來更加悲觀，尤其當他們走出去旅行時，他們越來越意識到世界是如何看待他們的所作所為，或者說中國的所作所為。當我們看到去年11月、12月圍繞新冠防疫限制措施而生的抗議活動時，人們真正開始批判性地思考中國的政府體制，其中有些參與者甚至是第一次參加。這些人或許有望繼續關注新疆發生的事情，繼續要求一些改變。
我認為國際社會也必須做得更多，既要明確自己的立場，不與這種體制同流合汙，也不支持這種體制。國際社會必須繼續支持離散海外的維吾爾人，幫助他們講述自己的故事。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陸續將有一些非常有影響力的（維吾爾族）回憶錄問世，我認為這些回憶錄能得到很多人的關注，有助於讓世界了解這個制度是什麼樣子的。但我也擔心，可能讀這些書的很多人，或許本就是那些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的人。
因此，這是一場真正的戰鬥。如何保持對此議題的關注？實際上我並沒有一個好的解決方案或答案，我想我們需要繼續努力。
德國之聲：您研究新疆多年，就您觀察，比如在美國、甚至在中國，人們對於新疆人權侵犯的看法是否有很多變化？或者世代差異？
拜勒：我想是的，至少一部分的人是這樣。這真的取決於他們從哪裡得到的消息、他們在自己的生活中經歷了什麼。我認為，如今大眾要說（新疆）什麼都沒有發生，（這個說法）變得更加困難。他們可能仍然會說「不！這可能被誇大了」，或者可能認為西方媒體，比如歐洲或北美媒體，在某些方面「逢中必反」。我認為，有些媒體可能在這方面有些偏見，但現實中也已有很多證據證明中國官方文件中所說的那些事情，也有很多人講述了自身遭遇。所以我認為，在那些願意去關注新疆議題的人當中，否認這些事情變得更加困難了。
德國之聲：如今在中國以外的人，越來越難獲得更多有關數據、資訊或新聞。在這樣的情況下，您要如何在中國之外繼續新疆研究和工作？您上次訪問新疆已是2018年了？
拜勒：或許，他們可以出國旅行、談談自己的所見所聞。新疆人有時也還可以離開，比如漢族人。所以我和很多來自新疆的留學生聊過，他們想告訴我他們看到的事情，或者他們的父母參與的事情，這些都可以成為某種新聞來源。但政府現在確實在管控資訊，比如統計有多少人被拘留、有多少人被分配到不同的再教育營或工廠工作，這些資訊已經很難獲得。
我現在主要關注那些我還沒有完全評估完的文件，大概是2017年或18年的數據文件，它們如今看來有點像歷史文件了，但有助於我們了解該系統過去以及現在的情況，只是對於未來，能窺探的就比較少了。如何獲得準確的資訊這真的很難說，因為中國確實在試圖控制敘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