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份子本來應當領導公共政策的辯論，成為民主政治向上發展的支柱，然而台灣的知識份子的自我定位並不是社會的良心，而是封建制度下一個個小小的、誠惶誠恐的官僚奴僕。當我們全體沈默無語的時候，我們的民主就淪落成好看的「紙牌屋」而己。
雖然我買了《大學的脊梁》，但只讀了幾頁就不想看下去了。我想問管校長，多年來教育和學術界有那麼多不合理、不公義的事情，有那麼多人視如不見，甚至同流合污，睜眼說瞎話的當時，我們做了什麼？為什麼要等到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之後才來抱怨？以知識分子失職這個角度來看，如果更嚴格一點的話，台灣其實根本不存在發展民主的條件。我們在糊弄誰呢？台灣的大學成員只求苟活，是不在乎尊嚴的，更不用說什麼脊梁了！我為台灣的未來感到憂心。
讓我們再度回到歷史的教訓：
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 1892－1984），是二次大戰前德國的宗教領袖，因為對希特勒的猶太政策和對德國教會的控制，後來被希特勒親自下令送進集中營。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馬丁・尼莫拉為了讓世人記住納粹屠殺猶太人這一血腥恥辱，在波士頓樹起了一塊紀念碑，碑上銘刻這樣一段話：
起初他們（德國納粹黨）追殺共產主義者，
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說話；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
因為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
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
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我繼續不說話；
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
因為我不是天主教徒，我還是不說話；
最後，他們奔向我來，
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獨裁者最重要的幫兇，叫做知識份子的沈默！
——摘自網路文章
＊作者為科技業、歷史愛好者、關心明天的人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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