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初台大管中閔校長卸任的前一天，筆者有幸隨同學長前往台大校長室與他合影留念。2個多月之後，管校長和楊渡合著的《大學的脊梁》出版，很快便榮登三家網路書店銷售冠軍。
在見面的當時，我很想報告管校長，在2018年的時候我就把我的大學畢業證書撕掉了！為的是向電機系第一名畢業的學長、史丹佛大學博士、電機系前主任、台大前教務長、台大前校長李嗣涔表達我的抗議——氣憤他出版了無比荒謬的一本書《靈界的科學》。
雖然我的在校成績並不出色，但我以我的母校和系所為榮。在國外工作的10數年間，我曾經和許多美國、日本、中國、越南、法國、北歐、東歐、印度和以色列的頂尖工程師共事，面對不論是來自於那一個國家的一流大學畢業生，我都有著「不輸你」的自信，一種來自於台灣第一學府的信心。可是我現在不敢這樣想了，因為台大己經變成一所三流學校，遜到電機系出身的教務長、校長，不知道「科學」的定義是什麼。我感到非常羞愧。
李嗣涔要研究超能力和心靈現象，那是他的自由，他也有權向公眾發表他的看法。就個人的信仰來說，我並不排除天地之間存在著智能無法穿透的神聖或神秘力量。但是，他絕對不可以把他的研究叫做「科學」。
對於我們學理工的人來說，尤其是學術界，科學是一個神聖的殿堂。實驗室裡的科學家發表對大自然的研究成果，並期待同儕可以在同樣的條件下重覆他的實驗而得到相同的結論。如果是理論研究的話，一篇好的科學論文往往可以推測出尚未觀察到的現象，為我們帶來對於客觀世界新的理解。
李嗣涔以他作為台灣第一學府的系主任，教務長，校長資歷，卻發表全世界科學家所無法接受的荒謬言論 ，同時他的名字一再地和一些江湖騙徒扯在一起，為台灣學術界和所有讀書人帶來極大的恥辱。
曾經與霍金在60年代共同研究宇宙起源理論的英國著名數學家羅傑・潘洛斯在2020年以這項貢獻獲頒諾貝爾物理學獎。他近年來的研究主題包括了人類和機器智能的來源。他在1989年出版了《皇帝新腦》，在書中試圖闡明人類智能的物理基礎。他從哥德爾的不完備定理和圖靈的停機問題出發，最後斷言人類智能的來源包含量子力學的不確定性，因而是現今以邏輯為基礎的人工設備所無法模仿的。他的主張立即受到學界的嚴格檢視和激烈批評，這使得他很快又寫了另外2本書來闡釋他的理論，其中還引用了神經生理學家的觀察來支持他的論點。
即使人工智慧在今天己經是爆炸性成長的顯學，但是對於嚴格的科學家來說，它仍然只是一些「經驗法則」的集合而己，他們還不明白為什麼神經網路能夠「思考」的基礎原理。至於人類和電腦的智能究竟是否具有相同的本質，則仍然在潘洛斯和其他科學家之間不斷地辯論，新的理論在「假說——證據——反駁——修正」之間反覆來回並往前演進——這就是科學研究的真正道路。
然而，李嗣涔直接把物理學扯上「天眼的出現」、「阿賴耶識」是什麼意思？他的「同儕審查」在哪裡？證實、或是證偽「靈界科學」的邏輯條件是什麼？我們所有的台大人、整個知識界為什麼不感到生氣？
在台灣，「科學」一詞的濫用還不止此。近年來，面對科學在二十世紀的巨大成就，許多內心懷著欽羨的學者紛紛給自己的研究冠上「科學」之名。凡是沾上一點統計方法、數學模型的科目，便堂而皇之地自稱起科學來了，甚至還冒出了「社會科學院」這種東西。
這些以「科學」為名的研究，大多經不起認真檢驗，因為複雜的「人心」無法以數理化來描述，就這麼簡單。國外曾經有人做過統計，有極大比例的心理學實驗是無法重覆的，就連著名的米爾格倫實驗，到目前還沒有人能夠說明它的背景條件、假設是什麼，比方說如果在佛教徒社會重覆這個實驗的話，我們仍然會得到同樣的結果嗎？
我想說，在1919年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104年後的今天，我們的「賽先生」悲慘地哭了。而「德先生」的命運也沒有好到那裡去。事實上，我可以輕易地向你證明，我們台灣只有洗腦教育，沒有公民教育：
每天在國際政治新聞裡，「左派」和「右派」大概是出現最多的兩個詞，說它們是民主政治最基礎的概念也不為過。若是你在台北街上攔下100個人，問他們什麼是「左派」和「右派」，我敢和你打賭，在100個人裡面，大概有98或99個說不出來。
我特地翻查了高中公民課本，裡面有無數諸如認同、多元、普世、參與、平權等等美好亮麗的字眼，可是對於左派和右派——民主制度下權力平衡的兩端，我們僅僅在「選修」的公民課本中寫道，它們就類似台灣「統獨」一般的「意識型態之爭」——我想這是一種出於無知或惡意的負面曲解——為什麼會這樣？這是我的解讀：首先，我們的師範教育恐怕也不教這個，所以其實老師也不會，其次，一但學生弄清楚這兩個概念之後，就會開始思考、發問、質疑，最後成為難以管理、捏弄的「刁民」，這是儒家教育所絕對不允許的！
事實上，搞不清楚左派右派的選民對政客來說是最有利的，因為台灣的政客在需要選票的時候就是左派，拿到權力之後就180度髮夾彎，成了右派。而我們的全體學術界、知識份子，對於這樣的奇特現象絲毫不以為意，這就是一種學術的墮落。
這種墮落是一夜之間發生的嗎？管校長和楊渡在書中所描述的一切鬼怪現象，難道是突然冒出來的嗎？冰凍三尺自非一日之寒——當台灣學術作假比例榮登世界排名第一的時候，當陳明通指導的173位包含許多權貴的學生僅僅有5人公開論文電子檔，以致一再發生大咖因抄襲、代寫被撤銷學位的時候，當放煙火式的「玉山學者」計畫審查通過率奇低、成效不彰，甚至淪為酬庸的時候，我們學術界的聲音在那裡？良知在那裡？
當然還有頂級荒謬的，蔡英文的論文門事件——
自誇有1.5個博士，博士論文正本卻全部消失，畢業證書補發多次，論文題目有6個版本，指導教授名字拼錯，誤稱老師己死，口委名單是隱私，升等記錄需保密，倫敦大學沒有論文編號、LSE聲明沒有口試報告⋯⋯這裡面任何一件在正常人來說都是匪夷所思的事，卻全都發生在蔡英文身上。相信蔡英文真有博士學位，需要非常低的智商才能辦到，可是我們的學術界絕大多數人仍舊一片沈默。（參考新聞詳見文末）
我認為，對於我們的教育和學術界人士來說，由於經費和升遷的權柄握在出於政治任命的教育官員手上，而飯碗和退休金是才讀書最重要的目的，所以大家自掃門前雪就好，不要得罪人。台灣（和中國大陸）的教育系統直接承襲自封建社會，而本質並未改變。
在往昔，儒家教育的最高目標是為皇帝訓練乖順的奴才，而今天只不過把對象換成了資本家。我們的企業需要任勞任怨的勞工，經濟需要乖乖掏錢的消費者，選舉需要可以隨意捏塑的投票部隊，所以年輕人只要追求課綱規定的東西就好了，你們不要爭辯，也不要有自己的想法。
事實上，我們的教育和學術界還存在著更加驚人的無知和盲點——多年來，從政治經濟到文化學術，台灣的一切都唯美國馬首是瞻，美國要自由化，我們就鬆綁，要民營化，我們就把官股銀行交給財團，要綠能，我們就不計成本地狂搞綠電，鮮少有自己獨創、領先的領域。我們從美國搬回了標榜多元、快樂學習的教改，然而我們忘記了——
美國的強大是因為它的開放社會吸引了全世界受良好教育的學生和專業人士前往求學和移民，然而它的基礎教育在先進國家中是墊底的。台灣的教改抄襲了美國失敗的基礎教育，卻無法以開放的格局和長遠的眼光來經營高等教育，吸引國外優秀學生來台灣求學和發展，在少子化危機日益迫近時，卻又對外來移民設下重重關卡限制。
在另一方面，在美國的常春籐聯盟和加州大學系統中，私立學校（例如史丹福、哈佛、耶魯等）的學術表現並不輸給州立大學，而台灣卻是全世界僅有的，以政府之力極力打壓私校的國家。教改多年後的淨效果是因廣設大學而毁壞的技職教育、大量因少子化被迫退場的私校、龐大的補教產業利益，使得資源充足的家庭可以「多元入學」，最後變成有錢人的子弟進公立大學，貧窮家庭子弟讀私校，形成「窮人補貼富人」的奇特現象。
「托克維爾在170年前就提出了精闢的洞察——中產階級只顧著維護自己的小確幸，忽視了公共事務的參與，這將為新型態的專制鋪平了道路。」（摘自托克維爾《民主在美國》）
知識份子本來應當領導公共政策的辯論，成為民主政治向上發展的支柱，然而台灣的知識份子的自我定位並不是社會的良心，而是封建制度下一個個小小的、誠惶誠恐的官僚奴僕。當我們全體沈默無語的時候，我們的民主就淪落成好看的「紙牌屋」而己。
雖然我買了《大學的脊梁》，但只讀了幾頁就不想看下去了。我想問管校長，多年來教育和學術界有那麼多不合理、不公義的事情，有那麼多人視如不見，甚至同流合污，睜眼說瞎話的當時，我們做了什麼？為什麼要等到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之後才來抱怨？以知識分子失職這個角度來看，如果更嚴格一點的話，台灣其實根本不存在發展民主的條件。我們在糊弄誰呢？台灣的大學成員只求苟活，是不在乎尊嚴的，更不用說什麼脊梁了！我為台灣的未來感到憂心。
讓我們再度回到歷史的教訓：
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 1892－1984），是二次大戰前德國的宗教領袖，因為對希特勒的猶太政策和對德國教會的控制，後來被希特勒親自下令送進集中營。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馬丁・尼莫拉為了讓世人記住納粹屠殺猶太人這一血腥恥辱，在波士頓樹起了一塊紀念碑，碑上銘刻這樣一段話：
起初他們（德國納粹黨）追殺共產主義者，
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說話；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
因為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
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
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我繼續不說話；
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
因為我不是天主教徒，我還是不說話；
最後，他們奔向我來，
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獨裁者最重要的幫兇，叫做知識份子的沈默！
——摘自網路文章
＊作者為科技業、歷史愛好者、關心明天的人
〈參考資料〉
「蔡英文補發證書2次不符倫敦大學規定」 林環牆：她看完這個「官方補發程序」應會直冒冷汗
倫敦大學隱匿博士口試委員等公共資訊，坐實是蔡英文論文門醜聞的共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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