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蘇聯和英國，這三個在華有著重大利益與影響力的強權大國，在整個一九四八年看到共產黨在内戰中的快速進展，都起了某種程度的警覺：他們和包括毛澤東、蔣介石在内的所有人一樣，對事態進展之快速感到訝異。
三個國家的領導人：杜魯門、史大林和艾德禮（Clement Attlee）都明白，在維護國家自身對華貿易以及在中國的政治影響力之外，更多事情已經來到緊要關頭。冷戰迅即使歐洲分裂成兩個相互敵對的陣營，如此競爭態勢可能會擴及東亞這個戰略價值快速變動的地區。
過去三十年稱雄東亞的日本，戰敗至今依舊元氣未復。一直無法忘卻昔日強盛榮景的西方殖民帝國，現在脆弱危殆，列强國内民眾感興趣的不是帝國的聲威，而是社會福利。印度和菲律賓已經獨立建國。而印尼儘管遭受原殖民者荷企圖橫加梗阻，卻也走在同樣的道路上。法國在這時候還決心在印度支那（越南）繼續堅守下去，但不久之後就在戰場上迭遭慘敗。上述的顧慮讓中國内部這場爭奪江山的爭鬥顯得更具重要性、也更加非各國所願見。
就華盛頓來說，中國的現況是美國戰略布局上的一場大災難。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蔣政府一直是美國的盟友。雖然對中國領導人英勇抗日的欽佩之情如今早已不復存在，但是在美國人的心目中，許諾中國要承擔的責任，以及要幫助中國的「理念」，都還是根深蒂固。美國人這種「讓中國變得更好」的情感衝動，是一種強有力思維方式，在傳教士、醫療團、社會與文化等層面十分顯著，從而也強化了美國推動建設一個統一、民主而現代化中國的努力，華盛頓認為這樣的努力不僅符合美國的戰略目標，也符合中國自身的利益。此一努力涉及廣泛的軍事、經濟和政治援助，旨在促進蔣政府實施改革、達成國内政治團結，並且推動美商企業指望能從中獲益的經濟現代化。
問題在於，美國政府認為，美方這邊已經做到了當初的援助承諾（儘管批評者極力反對），而蔣介石卻沒有辦法實踐原先答要做到的事項。馬歇爾來華時提供的數百萬美元援助以及調處衝突，全都以失敗告終。蔣決心要摧毁死敵共產黨，而不是和他們進行談判。在過去的幾個月裡，美方十分驚恐地看著蔣的軍隊在戰場上被打得落花流水，城市經濟搖搖欲墜，已在崩潰的邊緣，而民眾對蔣政府的信心，在面對這個浪費、貪汙和極度無能政權時，徹底消失殆盡。
在這種背景下，人們很容易忽略中共方面過去拒絕解除武装、並不斷提出各式各樣要求對方先行停火和分享政權的要求—上述這些同樣也是造成調處破裂、全面内戰爆發的原因。而大多數共產黨活動的秘密性質，以及人們對其確切性質及目標缺乏認識，都強化了這一點。相較之下，政府弊病的性質和原因一望可知，也更加容易找出歸罪的禍首。這些弊病都源自於蔣氏抵制改革、拒絕分享權力，同時也是他乾綱獨斷、高度人治的統治體系造成的後果。
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與國務院的往返電文，毫不留情面的記錄下蔣政權土崩瓦解，以及美國在中國地位衰敗的痛苦歷程。司徒雷登出生在來華傳教士家庭，曾擔任過著名的北平燕京大學校長，結交了許多中國重要人物。「欲論及當前情勢，須一如往常自蔣總統開始，」一九四八年底，司徒大使向時任國務卿的馬歇爾報告道。「觀察他在最近幾個月内盡失人心，社會上普遍有希望總統下野之聲浪，此種情況令人感到憂慮。具此種意見者，不但為多數政府中各級大小官吏，社會上一般具政治意識之公民，亦同此看法。」
但是當時華盛頓正承受來自「中國遊說團」（China Lobby）所施加的沉重壓力。「中國遊說團」是一個由聯邦參、眾議員、慈善家、媒體大亨以及其他對中國感到興趣的人士所組成的強大團體，他們要求美國政府為蔣提供更多援助。「既然共和黨人已經輸掉（一九）四八年的大選，於是他們決定在中國革命這一局中扳回一城，」當時任職於上海美國總領事館的傑若米‧霍洛威（Jerome Holloway）回憶道。杜魯門政府抵制這種壓力，前面提過，他們在蔣的妻子宋美齡十二月訪美、急切的試圖討要美國承諾提供新的軍事援助，以支持其夫對抗全球共產主義勢力時，冷淡地回絕了她的請求。
不過美國自己也處在一個困難的境地中。司徒雷登大使試圖向行政院長孫科解釋他的國家正面臨兩難困境：
我們在全世界各地反對共産主義的蔓延，並且急於幫助中國防止這種情况出現。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卻不能透過一個失去人民支持的政府來達成這個目標；要是這麼做，將違反民主原則。我們之所以反對共産主義，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他們違反了這項原則。
華盛頓雖然反對拯救蔣政權，但是又不能徹底甩脫它。正因如此，美國仍舊與中國內戰中失敗的那方結盟，而且還向它提供大量援助，這麼做不僅僅是為了這個擁有世界最多人口國家的未來，更是為了這個由於冷戰之故而變得更加危險的國家。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儘管蔣介石擔憂可能影響民心士氣而強烈反對，美國政府仍然發布通知，告訴居住在華北的美國公民，應在共黨控制此地區之前離開。美方對於駐華外交人員則另有打算，使領館外交官起初收到指示，要他們留守在各自崗位上。這道訓令在共產黨占領國民黨在東北的最後一個重鎮瀋陽之後，很快有了變化。當時中共聽從蘇聯的建議，派兵包圍美國駐瀋陽總領事館，將領事館的大部分人員拘禁在宿舍内，下令拆除領事館內的無線電發報設備，稍後又將總領事瓦爾德（Angus Ward）帶走，下獄監禁。
當中共將控制區擴展到國内其他地方時，美國外交官與中國共產黨人之間開始建立起帶有試探性質的聯繋管道，但是華盛頓很快就禁止這種讓中共在國際上贏得好名聲的做法。不但如此，美方還準備實施一連串的經濟制裁，目的是盡可能讓新共黨政權統治下的生活變得艱難。
此時的倫敦已經在對華政策上和華盛頓分道揚鑣，導致原本向來習於在各項重大議題上步調一致的兩國關係，在此時出現裂痕。說到底，這種分歧是源自兩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獲得勝利一事上付出不對等所致。英國工黨政府對於為了維持財政平穩、不得不求助於美國而感到不滿，而至少在冷戰開始、從不同角度看待事情之前，華盛頓對倫敦還要堅持標榜昔日帝國榮光感到相當惱火。中國内戰的進展使得兩國之間的若干摩擦浮上檯面；到了一九四八年底，英美兩國各自依據其在華利益的不同，對於共產黨拿下整個中國的前景，分別採取了不同的應對策略。
倫敦和華盛頓一樣，對於共産黨即將在内戰獲勝感到憂心。然而和美國不同的是，英國對中國內戰保持冷眼旁觀的距離，而且拒絕支持蔣，或對其政府提供援助：英國和國民黨政權沒有戰略或情感上的聯繫關係。蔣介石對英國同樣也全無好感。「英夷不滅，何以解放全人類？」蔣氏在其革命生涯的早期，曾於其日記裡留下這樣一句話。在反映他內心深處思緒想法的紀錄裡，充滿了反英情緒的記載。
＊作者何傑明（Graham Hutchings）是牛津大學中國中心研究員和英國諾丁漢大學（University of Nottingham）的名譽教授。他在一九八七至一九九八年間擔任牛津分析國際顧問公司（Oxford Analytica）的負責人和《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的中國特派記者、特約撰稿人，是中國歷史專家，也是《現代中國：崛起的夥伴大國》（Modern China: A Companion to a Rising Power）的作者。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一九四九：中國革命之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