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嚴重的將是失去中東及北非國家。自從一九四○年代以來，就被政策規畫師視為「戰略力量最巨大的源頭，世界史上最大的物資大獎之一」。我們可以說，如果預設北美洲出現新的能源資源可讓美國保有一個世紀的能源獨立，這個說法能夠成立的話，控制中東及北非國家的重要性就可以稍減，但恐怕減低不了太多。美國最關切的是要如何掌控更多、而不是能買到多少。不過，因為對全球均勢可能的後果太不祥，這些討論可能也只是學術圈在演練而已。
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是另一個極具歷史重要性的發展，它可能預示至少會「失去」一部分的中東及北非國家。美國及其盟國拚命想防止這個結果，到目前為止，算是相當成功。他們對此一全民起義的政策緊守住標準方針：支持對美國的影響力和控制最親善的勢力。
美國必須支持討他歡心的獨裁者，只要他們能夠控制住政權就行（譬如產油大國的獨裁者）。如果此路不通，趕快拋棄他們，設法盡全力恢復舊政權（譬如突尼西亞和埃及的例子）。這個模式在全世界各地都常見，蘇慕薩（Somoza）、馬可仕（Marcos）、杜瓦利（Duvalier）、莫布杜（Mobutu）、蘇哈托（Suharto）和其他許多人都是。以利比亞為例，三個傳統的帝國主義大國違反他們剛贊成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決議，成為叛軍的空軍，急劇升高平民老百姓的傷亡人數，製造出人道災厄和政治紊亂，使得國家陷入內戰，武器外流到西非及其他地方的聖戰士手裡。
以色列與共和黨
同樣的考量也直接進入到前述《外交事務》二○一一年十一、十二月號所討論的第二個大問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在這個地區，美國對民主的忌憚更加清楚。二○○六年一月巴勒斯坦舉行的選舉，被國際觀察團宣布為自由、公平的選舉。但是美國（當然還有以色列）即刻的反應，然後歐洲也恭謹地跟進，竟是對巴勒斯坦人施加嚴懲，只因為他們投票支持的對象不合美國人心意。
這並不是創新之舉。它吻合主流學者承認的一般原則：美國支持民主，但是前提是結果必須吻合美國的戰略與經濟目標。新雷根主義學者卡洛瑟斯（Thomas Carothers）是對「民主推進」倡議論最小心、最受尊敬的分析家，他提出這個令人遺憾的結論。
更廣泛地說，美國過去四十年領導排斥以巴和解的陣營，阻擋呼籲政治解決的國際共識，而這個政治解決方案的條件早已是各方周知，根本毋庸贅言。西方經常掛在嘴上說，以色列尋求談判、並沒有預設條件，可是巴勒斯坦人拒絕和解。其實，反過來恐怕才更正確：美國和以色列提出嚴格的先決條件，這些條件設計來確保談判會使巴勒斯坦人在關鍵重大議題上投降，或是根本不可能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