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重要的週年日會受到莊嚴的紀念，譬如日本襲擊珍珠港美國海軍基地。其他事件則遭到忽視，不過通常我們可以從它們身上學到教訓，知道未來前景將會是如何。
甘迺迪總統決定發動後二次大戰時期最具破壞力、殺戮最慘烈的侵略行為，它的五十週年就沒有舉行紀念活動。當年他決定入侵南越，然後戰火遍及整個中南半島，造成數百萬人死亡和四個國家殘破，而且因為要摧毀地面掩護和糧食作物，美軍在南越使用某些大家都知道的、最致命的致癌物，迄今它的長期效應仍影響到許多人持續喪生。
美國的首要目標是南越；後來侵略延伸到北越，再進入到寮國北部偏遠的農村社會，最後又延燒到柬埔寨農村。柬埔寨挨的炸彈之多令人嘆為觀止，相等於二戰期間盟國在太平洋地區空襲投彈的總合，其中還包括投擲在廣島和長崎的兩枚原子彈。在中南半島戰場上，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的命令受到徹底執行——「任何能飛、能動的東西，統統炸了」，這等於是歷史紀錄上罕見的種族滅絕命令。然而，這些事情，後人所知不多。除了少數積極份子，圈外人幾乎都不知道。
五十年前美國發動侵略時，沒有引起太大的關切，也不需要太費唇舌舉出理由。當時只靠著甘迺迪總統振臂疾呼，「我們在全世界遭到巨大、無情陰謀的反對，這些人主要依賴隱密手段擴張它的勢力範圍」。如果他們在寮國和越南陰謀得逞，「門戶即將洞開」。
他在其他地方，也進一步警告說，「自滿自大、自我放縱、軟弱的社會即將和歷史的殘渣一道被沖走，只有強者……才可能生存」。他所談論的情況是，美國要粉碎古巴獨立的侵略和恐怖行動竟然失敗了。
等到六年之後抗議蔚為風潮，受人尊敬的越南事務專家、軍事史學家佛爾（Bernard Fall）——他並不是鴿派——預測說，「越南作為一個文化及歷史實體……即將瀕臨滅亡，因為它的農村已經在最強大的軍事機器，針對這樣規模大小的地區展開的重大打擊下實際死亡了。」他指的就是南越。
經過八個恐怖的年頭之後，戰爭終於結束，主流意見仍然分歧，有一派說這場戰爭是「高尚的行為」，如果更堅定就會戰勝；另一極端的批評者就認為這是代價太高昂的「錯誤」。到了一九七七年，卡特總統宣稱因為「雙方都遭受毀壞」，我們不虧欠越南任何債務。他說這段話並沒有引起各界太大注意。
即使除了另一個提醒告訴我們，只有弱者和失敗者才被要求交代他們的罪行，就今天而言，這一切仍然都具有重要的經驗教訓，有待記取。其中一個教訓是，若要了解發生了什麼狀況，我們不僅應該關注現實世界的重大事件，這些事件往往被歷史摒棄；而且還要注意領導者和菁英輿論相信什麼，即使它們沾染幻想。另一個教訓是，除了製造來恫嚇和動員民眾的幻想（有些人也可能困在自己的說辭中而相信不疑）之外，還有基於長期合理和穩定的原則之地緣戰略規畫，因為它們是植根於穩定的機制和他們的關切之上。我還會回來討論這一點，不過在這裡要強調，國家行為的持續因素通常掩飾得很好。
伊拉克戰爭是一個很有教育意義的案例。它用「實施自衛、對抗威脅我們生存的恐怖力量」這個常見的理由，向驚懼的民眾行銷：小布希總統和（英國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宣稱，「唯一的問題」是，海珊是否會停止他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計畫。當這個唯一的問題碰上不正確的答案時，政府臉不紅、氣不喘地把發動戰爭的理由轉為「渴望民主」，而一般主流意見也就亦步亦趨奉為真理。
後來，美國在伊拉克失敗的規模已經無法掩飾，政府悄悄地承認大家一直都很清楚的情勢。二○○七年，政府正式宣布，最後的解決方案必須准許美軍設立基地，有權進行戰鬥任務，美國投資者在伊拉克豐富的能源系統必須享有特殊待遇。後來因為伊拉克抗拒，美國才勉強放棄這些要求，但是這一切都瞞著一般民眾。
衡量美國的衰微
我們先記住這些教訓，然後再來看主要的政策和輿論刊物怎麼說。我們先看聲譽最卓著的主流刊物《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二○一一年十一、十二月號的封面，大字標題就是：「美國完結了嗎？」
激發這一標題的文章主張應該「收縮」在海外耗費國家財富的「人道任務」，它已經理解到美國的衰落是國際事務討論上的一個主要題目，而通常伴隨著推論，認為權力正轉移到東方，即中國以及也許印度。
頭兩篇評論文章提起以色列、巴勒斯坦問題。第一篇由兩位以色列高階官員執筆，題目是「問題在於巴勒斯坦人峻拒」。它堅稱以巴衝突無法解決是因為巴勒斯坦人拒絕承認以色列是個猶太人國家，從而符合標準的外交實務：國家是要承認的，並不是享有特權的部門。 其實，要求巴勒斯坦承認，只不過是遏制政治解決此一威脅的新手法，目的在防止政治解決會破壞以色列的擴張主義目標。
有一位美國教授提出反方立場，濃縮成它的標題：「問題在於占領」。這篇文章的副標題是：「占領如何摧毀國家」。哪個國家？當然是以色列。這兩篇文章有個共同的標題：「以色列身陷重圍」。
《外交事務》二○一二年一、二月號又呼籲事不宜遲，應該轟炸伊朗。文章提醒「嚇阻的危險」，作者認為「懷疑軍事行動的這一派不能理解，具有核武器的伊朗會對美國在中東及其他地區的利益構成什麼真實的危險。他們嚴峻的預估認為，解方可能比疾病更糟。也就是說，美國攻打伊朗的後果會跟伊朗實現其核武野心，一樣糟或更糟。但是這是錯誤的假設。事實真相是，軍事攻擊是要摧毀伊朗的核子計畫，如果管理得宜，可讓中東及世界免去非常真確的威脅，大大增進美國的長期國家安全。」其他人則認為代價會太高，甚至更極端，有人指出倘若動武攻打伊朗，會違反國際法。溫和派的立場一再以動用武力為威脅，也是違背聯合國憲章。
以下讓我們逐一討論這些主要的顧慮。
美國式微是真的。不過，推到極致的末日版本反映的是我們常見的統治階級的見解，他們認為只要不能完全控制，就是完全的災禍。儘管有這些可憐兮兮的慨嘆，美國仍然以極大的差距領先，仍然是獨步全世界的大國，舉目所及仍看不到競爭者，而且美國不只在軍事層面領袖群倫。軍事面的美國當然是頭號超強。
中國和印度已經出現快速的增長（不過，它也是貧富懸殊、非常不平等的增長），但仍是非常貧窮的國家，具有許多西方國家不曾出現的巨大內部問題。中國是世界主要製造中心，但大體上是替在它周邊的先進工業大國，以及西方跨國公司擔任加工裝配工廠。再過一段時間，情勢可能會改變。製造業常常提供基礎去做創新、甚至往往出現突破，現在中國有時候已經出現這種成績。令西方專家刮目相看的一個例子，就是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日益成長的太陽能電板市場的翹楚，它並不是靠廉價勞力取勝，而是能夠協調一致的規畫、甚至迭有創新。
但是中國面臨的問題非常嚴重。某些是人口方面的問題。譬如，美國著名的科學週刊《科學雜誌》（Science）提到，中國的死亡率在毛澤東時代大幅下降，「主要是因為經濟發展和教育及衛生服務大有改善的結果，尤其是公共衛生運動造成傳染病致死率大幅下降」。但是三十年前中國啟動資本主義式的改革之後，這個進步就停了，此後死亡率開始上升。
再者，中國近來的經濟增長相當依賴「人口紅利」，即工作年齡的人口極多。「但是收割這項紅利的機會之窗可能很快就會關上」，對「發展會有深刻影響……相當廉價的勞動力供應是驅動中國經濟奇蹟的一個主要因素，它將無以為繼」。
人口只是未來許多嚴重問題之一。就印度而言，問題更加嚴重。
不是所有著名的主張都預見到美國的式微。在國際媒體當中，沒有人比《金融時報》更嚴肅、更負責任。它最近花了一整頁篇幅對北美洲開採化石燃料的新科技提出樂觀的期許，認為它可能使美國的能源可以獨立，因此維持又一個世紀的全球霸主地位。它沒有提到美國在這種快樂情況下統治的世界會是什麼模樣，但是我們不乏證據可以預見可能的狀況。
大約同一時間，國際能源總署（IEA）報導，由於使用化石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快速增加，如果世界繼續目前的道路，相對於氣候變遷的安全上限將在二○一七年觸頂。國際能源總署首席經濟學家說，「門正在關上」，很快「就會永遠關上」。
在此之前不久，美國能源部報導美國每年排放二氧化碳的數字，指它「以破紀錄的最大數字跳升」，其水平已高出「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預測的最糟劇本。對於許多科學家而言，這並不是意料之外的驚奇新聞，譬如麻省理工學院有關氣候變遷研究專案多年來就警告說，「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的預測太保守。
對「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的預測如此批評，實際上並沒受到公眾注意；反而是否認氣候變遷這一派得到企業界支持，又有龐大的宣傳運動助陣，使許多美國人昧於國際上的發展，否定氣候變遷的威脅。企業界的支持也直接轉化成政治力量。否認氣候變遷現在已經變成教條手冊的一部分，共和黨候選人在無休止的滑稽的選戰中必須拿出來誦唸；而在國會裡，否認派勢力極大，可以擋下想要調查研究地球暖化效應的一切提案，當然我們更休想會有什麼對付氣候變遷的認真措施。
簡而言之，如果我們放棄盼望體面的生存，美國的衰落或許可以阻止，鑒於世界力量的平衡，這種前景太有可能成真。
「丟掉」中國和越南
把這些不愉快的想法擱置一邊，再仔細檢視美國的式微，會發現中國的確在其中扮演相當大的角色，在過去六十年都如此。現在大家十分關心的式微，並不是近來的現象。它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當時的美國擁有全世界一半的財富，又有無可匹敵的安全和全球勢力。政策規畫人員當然清楚美國的實力遙遙領先世界各國，也決心維持這個優勢。
一九四八年一份重要國家文件就相當坦誠的提出此一基本觀點。文件作者是當時世界新秩序設計師之一：國務院政策計畫局局長、備受尊敬的學者政治家肯楠（George Kennan），在政策規畫圈內的溫和鴿派人士。他指出，美國的中心政策目標應該是維持「差距地位」（position of disparity），把我們巨大的財富和其他國家的貧窮區分開來。要達成這個目標，他建議「我們應該停止談論含糊和……不實際的目標，如人權、提高生活水平和民主化等等」，必須以「直截了當的權力概念行事」，不受「利他主義和造福世界」等「理想主義口號所局限」。
肯楠當時明白指的是亞洲的局勢，但是他的觀察可以通則化、適用到美國主導的全球制度的參與者身上，當然會有些例外。但大家都清楚，當向其他人，包括知識份子階級對話時，必須明明白白地高舉「理想主義的口號」，期待知識份子去制訂這些口號。
肯楠參與制訂和執行的計畫，天經地義地認為美國將控制西半球、遠東、前大英帝國（包括中東無可匹敵的能源資源），以及盡可能的大片歐亞大陸，尤其是它們的商業和工業重心。從當時權力分布的狀況來看，這些並不是不切實際的目標。但是，美國立刻走向式微之路。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在美國造成激烈的論戰和衝突，追究是誰「丟了中國」。這裡頭默認的假設是，美國「擁有」中國，以及世界上大多數地區，一如戰後政策規畫者的想法。
「失去中國」是「美國式微」跨出去的重大的第一步。它產生重大的政策後果。後果之一是美國立即決定支持法國重新征服它在中南半島的舊有殖民地，它們才不會也「丟掉」。儘管艾森豪總統和其他人聲稱它的資源豐富，其實中南半島本身不是重點。美國關切的是「骨牌理論」。骨牌沒有倒，經常被人譏笑，但是因為它相當合理，一直都是重要的政策原則。採用季辛吉的說法，一個區域若脫離美國控制，會成為「病毒」、會「散布傳染」，引誘別人效法跟進。
以越南而言，美國關心的是獨立發展的病毒可能傳染印尼這個的確資源豐富的國家。它也可能導致日本——著名的亞洲歷史學者道爾（John Dahl）所謂的「超級骨牌」——「遷就」獨立的亞洲，成為它的科技和工業中心，屆時這個系統將脫離美國權力的掌控。這一來，實質上就等於美國輸掉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太平洋的戰果，因為當時美國浴血作戰就是要阻止日本在亞洲建立一個新秩序。
要對付這個問題，方法很清楚：摧毀病毒，對可能受到感染的國家施行「預防接種」。以越南而言，合理的選擇就是摧毀任何獨立發展能夠成功的希望，在其周邊區域建立殘暴的獨裁政府。這些任務執行相當成功，但歷史很詭詐，美國擔心的狀況後來還是在東亞發展起來，令華府大為驚慌。
中南半島戰爭最重要的勝利出現在一九六五年，美國支持蘇哈托將軍在印尼發動軍事政變，而他執行的大規模罪行讓中央情報局都認為堪可與希特勒、史達林和毛澤東的滔天罪行比擬。《紐約時報》所謂的「駭人的大屠殺」在主流媒體上確實地報導出來，但是卻帶著無盡的欣慰。
著名的自由派評論家芮士頓（James Reston）在《紐約時報》上寫道，這是「亞洲的一道光芒」。這場政變透過解散以窮人群眾為基礎的政黨，終結了發展民主政治的威脅，建立起獨裁政府，進而締造世界最惡劣的人權紀錄，並且把國家豐富資源開放給西方投資人。令人驚訝的是，蘇哈托幹了許多天怒人怨的惡行，包括對東帝汶近乎種族滅絕的入侵，柯林頓政府在一九九五年仍歡迎他是「我們這一國的人馬」。
一九六五年種種大事過後若干年，甘迺迪和詹森兩位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彭岱（McGeorge Bundy）回想，假如當時就結束越戰應該才是明智之舉，因為「病毒」實際上已經消滅，首要骨牌屹立不搖，又有遍布東南亞地區的、由美國支持的其他獨裁政府支撐。類似的過程在其他地方也一再上演；季辛吉曾經明白提到智利社會主義民主的威脅，這個威脅因為「第一次九一一事件」、皮諾榭將軍邪惡的獨裁政府上台而終止。病毒也在其他地方，包括中東，引起深刻的關切；中東世俗民族主義的威脅，一直讓英國及美國政策規畫官員覺得如芒刺在背，造成他們支持激進的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去對抗它。
財富集中和美國式微
儘管有這些勝利成績，美國還是持續衰退。大約一九七○年代，美國進入一個新階段：有意識的自己造成的衰退，有一部分原因出在國內製造業獲利率降低，民間和國家的策畫人都把美國經濟轉向金融化和境外生產。這些決定啟動惡性循環，財富變成高度集中（最極端的就是財富往占全民頂尖的千分之一人士集中），產生政治權力高度集中，因此出現的立法把這個惡性循環又更加推動：譬如修改稅法及其他財政政策、解除管制、改變公司治理的規則，使得高階主管享有巨額報酬等等。
同一時期，對大多數人民而言，實質薪資大多停滯不前，人們只能靠大幅增加工作負擔（遠超過歐洲的標準）和無法永續的舉債，勉強過活。自從雷根時代起，一再的出現泡沫，只要泡沫一爆炸，它所創造的紙上財富無可避免也會消失，然後掠奪者又因為政府掏出納稅人的錢而獲得紓困。與此齊頭並進的是，政治制度也愈來愈遭到破壞，由於選舉費用愈來愈高，兩黨都更加靠向企業界的捐獻。共和黨已經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民主黨也相去不遠。
經濟政策研究中心（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多年來是有關這些發展的可靠數據之主要來源，最近它發表厚如一本書的研究報告，其書名叫做《故意設計成失敗》（Failure by Design）。「設計」這個字很精確；當然肯定會有其他可能的選擇。這項研究指出，「失敗」與階級有關。設計師本身不會有失敗。政策只會造成極大多數人：「占領運動」（Occupy movements）把它想像為百分之九十九的一般人，以及國家的失敗；國家因之衰敗，由於這些政策更繼續走下坡。
因素之一是生產製造移到境外。如前述中國太陽能電板的例子顯示，製造產能提供基礎，刺激創新，然後在生產、設計和創新上走向更高的精緻階段。它們的獲利也大多外移。對於愈來愈掌握政策設計的「金融大咖」而言這不是問題，但是對勞動階級和中產階級而言，可就問題嚴重了；致於最受壓迫的非洲裔美國人，這更是災厄。他們從來沒有逃出奴隸制度及其醜陋後果的桎梏，他們微不足道的財富在二○○八年住宅泡沬爆裂，引爆近年最嚴重的金融危機之後就消失了。
擾亂外國
一方面，有意識的自己造成的衰退在國內持續進行，另一方面，其他地方的「丟失」也持續上升。過去十年是五百年來第一次，南美洲成功地使自己脫離西方的宰制。這個區域已經走向統合，也開始處理在十分歐洲化的菁英統治之下、所發生的一些可怕的內部社會問題；在全民深陷貧困的大洋時，這些菁英吃香喝辣、掌握極端的財富。這些國家也擺脫美國在其境內設置的所有的軍事基地，以及國際貨幣基金對它們的控制。「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國家共同體」（CELAC）是個新成立的組織，包含美國和加拿大以外的全部西半球國家。如果它真的能夠運作，那將是美國走向衰退的又一步，而且就發生在一向被視為是美國「後院」的地區。
更嚴重的將是失去中東及北非國家。自從一九四○年代以來，就被政策規畫師視為「戰略力量最巨大的源頭，世界史上最大的物資大獎之一」。我們可以說，如果預設北美洲出現新的能源資源可讓美國保有一個世紀的能源獨立，這個說法能夠成立的話，控制中東及北非國家的重要性就可以稍減，但恐怕減低不了太多。美國最關切的是要如何掌控更多、而不是能買到多少。不過，因為對全球均勢可能的後果太不祥，這些討論可能也只是學術圈在演練而已。
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是另一個極具歷史重要性的發展，它可能預示至少會「失去」一部分的中東及北非國家。美國及其盟國拚命想防止這個結果，到目前為止，算是相當成功。他們對此一全民起義的政策緊守住標準方針：支持對美國的影響力和控制最親善的勢力。
美國必須支持討他歡心的獨裁者，只要他們能夠控制住政權就行（譬如產油大國的獨裁者）。如果此路不通，趕快拋棄他們，設法盡全力恢復舊政權（譬如突尼西亞和埃及的例子）。這個模式在全世界各地都常見，蘇慕薩（Somoza）、馬可仕（Marcos）、杜瓦利（Duvalier）、莫布杜（Mobutu）、蘇哈托（Suharto）和其他許多人都是。以利比亞為例，三個傳統的帝國主義大國違反他們剛贊成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決議，成為叛軍的空軍，急劇升高平民老百姓的傷亡人數，製造出人道災厄和政治紊亂，使得國家陷入內戰，武器外流到西非及其他地方的聖戰士手裡。
以色列與共和黨
同樣的考量也直接進入到前述《外交事務》二○一一年十一、十二月號所討論的第二個大問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在這個地區，美國對民主的忌憚更加清楚。二○○六年一月巴勒斯坦舉行的選舉，被國際觀察團宣布為自由、公平的選舉。但是美國（當然還有以色列）即刻的反應，然後歐洲也恭謹地跟進，竟是對巴勒斯坦人施加嚴懲，只因為他們投票支持的對象不合美國人心意。
這並不是創新之舉。它吻合主流學者承認的一般原則：美國支持民主，但是前提是結果必須吻合美國的戰略與經濟目標。新雷根主義學者卡洛瑟斯（Thomas Carothers）是對「民主推進」倡議論最小心、最受尊敬的分析家，他提出這個令人遺憾的結論。
更廣泛地說，美國過去四十年領導排斥以巴和解的陣營，阻擋呼籲政治解決的國際共識，而這個政治解決方案的條件早已是各方周知，根本毋庸贅言。西方經常掛在嘴上說，以色列尋求談判、並沒有預設條件，可是巴勒斯坦人拒絕和解。其實，反過來恐怕才更正確：美國和以色列提出嚴格的先決條件，這些條件設計來確保談判會使巴勒斯坦人在關鍵重大議題上投降，或是根本不可能接受。
第一個預設條件是必須由華府監督談判，這就好有一比，伊拉克的遜尼派和什葉派穆斯林談判，要由伊朗來監督。認真的談判必須在某些中立國家監督下才能推進，最好是由受到國際尊敬的中立第三者來監督，譬如巴西。這些談判必須要設法解決相對兩大陣營之間的衝突：一造是美國和以色列，另一造是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國家。
第二個預設條件是，以色列必須有自由、不受限制地擴張它在約旦河西岸非法的屯墾區。理論上，美國反對以色列這些行動，但只是很緩和地表態，另方面卻繼續提供經濟、外交和軍事的援助給以色列。當美國有它本身的目標時，它很容易就制止以色列的行動；譬如以色列有個E1計畫，預備把大耶路撒冷和阿杜明市（Ma’aleh Adumim）串連起來，實質上會把西岸地區切為兩半。這是以色列不分黨派都視為高度優先的項目，但是在華府有些人反對，因此以色列必須搞些小動作，偷偷推動。
美國的虛偽反對在二○一一年二月達到可笑的地步，歐巴馬否決聯合國安理會要求執行美國官方政策的決議案（決議文另外還有一段文字是沒有爭議的，它認定屯墾區是非法的，不只是擴大屯墾區才構成非法）。從此以後，國際上再也不太討論終止擴大屯墾區，以色列方面的擴張行動繼續不斷、而且有時候是蓄意挑釁。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代表預備二○一一年一月在約旦會談時，以色列宣布在西岸地區澤耶夫（Pisgat Ze’ev）和霍瑪（Har Homa）新闢建屯墾區。這塊地區早已經宣布納入大肆擴張的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也早被以色列兼併、移民和興建，擬作為以色列的首都，這可全都直接違反安理會的命令。其他的動作也在配合宏大的設計，要把西岸地區還能剩下、要交給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區塊，和位於耶路撒冷城裡原有的巴勒斯坦人文化、商業和政治中心切斷關聯。
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巴勒斯坦人的權利，在美國的政策和討論中會居於邊陲地位。巴勒斯坦人既無錢、又無勢。他們根本無法對美國的政策有所助益。事實上，他們只有負面價值，只會在「阿拉伯街頭」滋生事端。
反之，以色列是個富裕的社會，有先進的、軍事化的高科技產業。數十年來，它一直是美國非常有價值的軍事和戰略盟友，尤其是一九六七年以來，以色列摧毀納瑟主義「病毒」，與華府建立「特殊關係」持續至今，對美國及其盟友沙烏地阿拉伯助益極大。它也是美國高科技投資的一個重心。事實上，美、以兩國的高科技產業，尤其是軍事工業，有極密切的關聯。
除了大國政治這些基本考量之外，有些文化因素也不容輕忽。英國和美國的基督教錫安主義（Zionism） 早於猶太人的錫安主義，一直是重要的菁英現象，具有清晰的政治作用〔包括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即源自於它〕。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艾倫比（Edmund Allenby）將軍征服耶路撒冷時，美國新聞界稱譽他是「獅心王理查」（Richard the Lion-Hearted）。當年的「獅心王理查」後來贏了十字軍東征，把異教徒趕出聖地。
下一步就是讓「選民」回到上帝應許給他們的土地去。羅斯福總統的內政部長艾克斯（Harold Ickes）反映此一菁英的共同觀點，宣稱猶太人重回巴勒斯坦殖民是「人類史上無與倫比」的成就。這種態度很容易出現在天佑理論（Providentialist doctrine）之中，這是美國立國以來，全民及菁英文化的一個強大元素，相信上帝對世界有一套規畫，而美國在上帝領導下擎起大旗前進，許多開國先賢已一再闡釋它。
再者，福音派基督教一直是美國民間的一股主要勢力。更極端的「末世論」（End Times）福音派基督教勢力也極大，它因為以色列在一九四八年建國而聲勢大振，到了一九六七年，以色列征服整個巴勒斯坦，它的聲勢更是如日中天。根據這一派的觀點，所有的跡象都顯示，末世和「耶穌復臨」（Second Coming）已經近了。
這些勢力自從雷根時期已經變得特別強大，共和黨甚至放棄再扮演傳統意義的政黨，反而專心致志服務一小撮超級巨富和企業界。可是，受到改造過的共和黨全力服務的這一小撮人選票不夠，因此他們必須另闢蹊徑。他們唯一的選擇是動員已經存在的社會趨勢，這些人很少被當作有組織的政治勢力看待：他們主要是陷於恐懼和仇恨的本土主義者，以及以國際標準而言可謂極端份子，但以美國標準則還不是的宗教人士。有一個結果就是尊崇所謂的聖經上的先知；因此不僅支持以色列及其征服與擴張，而熱愛以色列。這又是共和黨公職候選人必須聲聲頌唱的核心主張（民主黨也緊追在後）。
除了這些因素之外，我們也不應忘掉「盎格魯勢力範圍」（Anglosphere）——英國及其後裔——是屯墾、殖民的社會，它在原住民被壓制或殲滅之後的餘燼中崛起。過去的做法肯定有些道理，以美國而言，甚至奉了天意而定。因此之故，以色列循著相同的路走來，經常得到美國直覺的支持。不過主要還是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在起作用，政策並非鐫刻在岩石之上。
伊朗「威脅」和核子問題
現在，我們回到菁英雜誌所提到的第三個重大問題：「伊朗的威脅」。在菁英及政治圈中，一般把它當作是對世界秩序的首要威脅。老百姓可不一定這樣想。在歐洲，民調認為以色列是對世界和平的首要威脅。在中東和北非國家中，美國和以色列並列為威脅和平的禍首，以埃及為例，在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起義前夕，百分之八十的人認為，伊朗若擁有核子武器，中東地區會更加安全。同一個民調發現，只有百分之十的埃及人認為伊朗是威脅。這和執政的獨裁者的看法不同，獨裁者另有他本身的考量。
在美國，在過去幾年大規模宣傳活動之前，大多數美國人認同大部分世界的看法，認為伊朗已經簽署核子不擴散條約（Non-Proliferation Treaty），它有權利進行提煉濃縮鈾。即使今天，仍有相當大多數人贊成以和平方式和伊朗交往。甚至有人認為，如果伊朗和以色列交戰，都反對軍事介入。只有四分之一美國人認為伊朗是美國的主要煩惱。但是，民意和政策之間出現裂縫，而且往往大如斷層，並不是不尋常的事。
為什麼伊朗會被認為是那麼巨大的威脅呢？這個問題很少受到討論，但是不難找到嚴肅的答案。雖然跟平常一樣，不是在政治菁英的熱烈討論之中。最權威的答案出現在五角大廈和情報機關定期就全球安全向國會提出的報告當中。它指出：「伊朗的核計畫以及它有意願維持開發核武器的可能性，是它嚇阻戰略的中心部分。」
我們當然不用多說，也知道這兒的討論不會窮盡一切題目。譬如：美國軍事政策重心移向亞太地區，就是沒有討論的一個重要議題。南韓的濟州島正在大肆擴建軍事基地，澳洲西北部也有美軍進駐，這些都是「圍堵中國」政策的一部分。美軍在沖繩的基地也有密切的關係，這個問題多年來一直遭到當地人民的激烈反對，一直是美國、東京、沖繩關係的重大危機。
美國戰略分析家說，中國軍事計畫的結果是「典型的『安全兩難』」，就充分顯示雙方的基本假設沒有太多變化。外交政策研究中心（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的高德文（Paul Godwin）寫道：「他們的規畫人員認為是防衛性質的軍事計畫和國家戰略，被另一方視為威脅。」中國外海海域該由誰控制，就出現安全兩難的困境。美國認為它控制這些海域的政策是「防禦性質」，可是中國認為它是威脅；相對的，中國認為它在鄰近地區的行動是「防禦性質」，美國卻認為它是威脅。如果是美國沿海水域，我們可能就無法想像會有這種辯論。「典型的安全兩難」會有道理，是因為它假設美國有權利控制大部分的世界，而美國的安全需要它具有接近絕對控制全球的地位。
雖然帝國主宰的原則沒有太大變化，我們執行它們的能力已經大幅下降，因為在多元化的世界，權力已經愈來愈廣為分散。結果有很多。然而，有一點很重要，必須要記住（很不幸），它們都沒有把籠罩在全球秩序頭上的兩大烏雲：核子戰爭和環境禍害，化解掉。這兩大烏雲都威脅物種的生存。
這兩大威脅都很不祥，也都愈來愈大。
＊作者杭士基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語言學家、思想家，也是活躍的政治評論家，其在《誰統治世界？》書中分析目前的國際政局，從美國與古巴的關係，到中國如何崛起成為世界強國；從美軍的酷刑手冊（Torture memos）被揭露，到對伊朗的制裁行動，主張自由與人權的美國政府，為何為了鞏固軍事地位卻帶來世界災難。本文經授權轉載自《誰統治世界？》第六章：美國完結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