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瑞典記者歐豐瑞（Fredrik Onnevall）和他的兩位同事，因「走私人口」的罪名在瑪律默法院受審。這個事件在歐洲引起熱議。
那是三年前，歐豐瑞和他的電視組在希臘拍攝紀錄片。他們遇上了當時才15歲的敘利亞少年貝德（Abed）。這位孤獨逃亡的少年說，他在瑞典有親戚，請求歐豐瑞一行能帶他到瑞典。
歐豐瑞和他的同事決定幫忙。他們放棄了飛機，帶著敘利亞少年駕車穿越歐洲各國抵達瑞典。少年很快就被一位親戚接走，不久就獲得瑞典的居留權，而記者歐豐瑞和他的同事卻面臨刑事起訴。
儘管公訴人要求嚴厲處罰三個被告，提出要給他們判坐監獄的實刑，但瑞典的社會輿論普遍聲援電視記者，希望法庭將他們三人做「人道主義例外」處理。在二審時，高等法院維持了溫和的原判，三個被告都只被判緩刑和75個小時的社區服務。
記者歐豐瑞從不後悔自己的決定，他說：「我必須遵循我內在的道德指南針。」假如一切重來，他會毫不猶豫地做出同樣的選擇。
與此相似，丹麥一個女政治家瑪麗（Maria Sloth）於2015年9月，開門收留了兩個疲憊而受凍的非洲難民，讓他們在自己家過夜，然後為他們購買了前去挪威的輪渡票。面臨法庭審判和拘留幾十天的刑期，瑪麗說，她只是跟隨自己的良心，「當有人需要幫助時，我給予幫助是正確的。」
回到康德，談「陌生人的權利」
很少有中國人能認識到，這些在他們看來愚蠢至極的歐洲人，其對待難民的友善態度，不但植根於古老的基督教教義和人性之善，也建立在深刻的政治哲學基礎之上。是歷史上偉大的哲學家，告訴迷茫的人們該怎樣思考和處理現實問題。
例如，德國對難民的「歡迎文化」被海內外華人嘲諷不已，但這種態度可以追溯到啟蒙時期的哲學家康得。康得曾提出在上帝退隱後，人類如何依舊保持高尚和友善的問題，並思考過「陌生人的權利」，認為：「在他人的土地上，陌生人的到來不應被懷有敵意地對待。」
歐洲的存在主義哲學家包括沙特，都認為存在主義就是人道主義。德國出生的美國思想家阿倫特認為：存在主義的反抗意義在於維護人的尊嚴和自由。她經常批評那些侵犯難民和少數族裔基本權利的官方行為。
當代英國社會學家鮑曼寫了一本探討西方難民問題的書——《門口的陌生人》。他以一貫的人道主義立場，嚴厲批評那些利用媒體，大肆製造對於難民的恐慌、敵視和拒斥難民的現象，表達了對難民的同情與聲援。
對一部分歐洲人存在的「難民恐慌」，鮑曼也做出了分析：「突然湧來大量的陌生人，可能摧毀我們所珍愛的事物，特別是弄癱瘓甚至毀滅我們舒適而熟悉的生活方式。」「對於在地原居民來說，難民代表著巨大的未知數、潛在的犯罪份子、秩序的搗蛋鬼和安全的威脅者。」
那麼，因難民危機而不勝負荷、充滿焦慮無奈的歐洲該怎麼辦呢？按照康得的思想推論，歐洲國家有義務去清除產生難民潮的原因。但世界難民問題過於嚴峻，它涉及到無數複雜的問題，包括國家的法律責任、人權與道德、環境承載的能力、社會資源配置，以及文化宗教方面的認同。
此外，現任美國總統川普退出聯合國的一項旨在改善移民難民處境的協議，他在美國實行對難民毫無人性的「零容忍」政策，並嚴厲譴責歐洲善待難民的政策，這些都使全球救助難民的工作更為艱難，使更多失去家園的人走投無路。
以羅琳為代表的歐洲世界主義者，他們對難民的善意當然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但是，他們站在更高的角度——人類共同命運的角度看問題，這就啟示我們，應該超越狹隘的民族、宗教和地域認同，摒棄各種偏見，接受一個多元化的世界，承認地球上的不同人種是相互依賴的。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對付這個時代最大的挑戰和威脅。
＊作者為定居在瑞典的華裔作家。本文為作者「歐洲難民故事」系列之十二，原刊FT中文網，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