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能為其所居住的國家帶來貢獻、而不是淪為負擔」的想法，是重新思考人道救援意義的基礎。讓我用一個養蜂人的故事，來證明此一論點。
難民們經常說自己在逃跑時，總會帶上身邊最值錢的東西。但對來自敘利亞西南邊德拉省（Dara）的烏雷絲（Um Laith）和阿布．卡拉姆（Abu Karam）來說，這件事卻難如登天，因為他們最珍貴的財產就是蜜蜂，他們從父母手中接下極為成功的養蜂事業。
留下一個兒子在敘利亞完成高中學業的烏雷絲，在抵達約旦時，覺得自己就像是「搭上一條駛向暴風雨的船」。
現在的她們已經看到一線生機，她們獲得的七百美元，讓她們有機會用約旦的蜜蜂，再次建立事業。卡拉姆先生以害羞、近乎不好意思的表情問我，想不想看看他的蜜蜂。他帶我走出那位於鎮外的家，穿越馬路，來到一個遠離公寓而傾斜的橄欖園。那裡有三個蜂巢，小小的白色木屋，這就是他新生意的起點。
他小心翼翼地靠近蜂巢，揭開頂端的蓋子，露出自己最珍貴的昆蟲們。牠們是他的未來，經濟和信心的支柱，也是讓他立足於此地的方法。
當你明白絕大多數的難民其實無法返回家園後，最顯而易見的問題就是他們該如何、且在何地生存，為社會帶來貢獻。對成年的難民來說，最好的答案就是在其所處國家的城市、鄉鎮或農村裡工作。這樣一來，他們能為自己的人生打拚，也能為居住的國家帶來幫助。
然而，這是一個巨大的政治挑戰。不妨想想西方國家在移民搶走工作機會的議題上，所流露出來的仇視態度。對於中等收入且多有失業問題的國家而言，這個問題影響尤其嚴重。
烏干達讓我們看到了可能性。在二○一六年底，有將近一百萬名的剛果人、南蘇丹人、蒲隆地人和索馬利亞人居住於此。到了二○一七年，南蘇丹人更以平均一天兩千人的速度，湧進烏干達。這些人擁有工作的權利，也可以隨心所欲地前往和居住在任何地方。
他們得到一小塊可以耕作的地；他們可以使用公共服務，讓孩子去公立學校，訓練自己的技能，並透過工作、受僱和貿易的方式，為烏干達的經濟帶來活躍的貢獻。
該國的經濟在南蘇丹人大批湧入的情況下，承受極大的壓力。但一份二○一四年於坎帕拉進行的研究指出，協助難民就業的行為，讓78％的難民不再需要幫助，全國更只有1％的人必須完全依賴援助。作為世界上難民數第五多的國家，烏干達的系統讓我們清楚明白將難民視為具生產力居民的好處。
現在，烏干達被選為測試新「難民問題全面響應框架」（二○一七年由聯合國大會制定，目的為發展全新的難民援助模式）的國家，希望他們的成果能因此更廣為人知。
對難民就業來說至關重要的問題，是如何提供收容難民國額外援助的協議。短時間內湧入大量難民的情況，確實會對經濟造成衝擊。以約旦為例，其負債對國內生產毛額比例（debt-to-GDP）就從60％ 以下，暴增到90％ 以上。因此，所有受此影響的國家，將會需要經濟援助。
世界銀行總裁金墉（Jim Yong Kim）關注到此一議題的重要性，從而改變了世界銀行對難民收容國的態度。（過去，中等收入國無法得到世銀的幫助。）他在二○一六年時承諾，會開發新的金融工具如低成本融資和保險產品，協助難民收容國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針對中東的情況，其目標為創造二十萬個就業機會給目前滯留在約旦的敘利亞難民，且在接下來的五年內，此區域必須超過一百萬個就業機會。
這種精神正是我們今日所需要的抱負——不僅僅是來自一個國家，而是來自更廣泛的國際社會。如果做對了，另一個難題也就有了明確的答案：未來的人道救援不能建立在難民營的基礎上，因其無法為生命帶來滿足。難民營無法讓難民得到安置，更會成為夢想的葬送地。 （相關報導： 鄧鴻源觀點：印度與緬甸回教徒的悲歌 ｜ 更多文章 ）
＊作者大衛．米勒班是國際救援委員會（IRC）的總裁和執行長，負責監督該機構在四十多個受戰火波及的國家內所進行的人道救援行動，以及在美國二十六個城市裡分頭進行的難民安置與協助計劃。在二〇〇七年至二〇一〇年間，米勒班擔任英國第七十四任外交大臣，推動人權的進步，並作為英國代表出訪各國。作為難民之子，米勒班在IRC的工作之上，更添注了一份個人信念。他和妻子──小提琴家路易絲．沙克爾頓（Louise Shackelton）及兩個兒子一起住在紐約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