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有人高喊要「吊打」同情難民的《哈利•波特》作者羅琳，這說明他們不理解羅琳等人的哲學和價值觀。
大規模逃難並非新鮮事，這種現象與人類歷史自始至終緊密相隨。柏拉圖在《對話錄》裡，曾描繪一個叫做亞特蘭蒂斯的古老城邦。該城邦於西元前一萬年被史前大洪水毀滅，逃出的難民散落世界各地，創造了許多文明。
按照聯合國難民署的統計，當今全球難民總數已達6560萬。如何對待這些因天災人禍而流離失所的人，體現了不同的文明程度。除了涉及道德和法律義務之外，對難民的態度還與諸多社會哲學有關，例如康得哲學、阿倫特的存在主義哲學……不同的態度還源自不同的意識形態，例如：民族主義、現實主義和世界主義。
在近年來的歐洲難民潮中，有人高喊要「吊打」《哈利•波特》的作者羅琳（J. K. Rowling），嘲罵羅琳一類願意救助難民的「傻白左」和「聖母婊」。他們以為自己特聰明，而羅琳等則是愚不可及。其實，這只是因為，羅琳一類有與他們不同的哲學思想和價值觀，對這個世界有不同的認知與願景。
在這個因自私、墮落而日趨晦暗的世界上，羅琳一類歐洲人的願景、理念和哲學，如鑽石一樣閃閃發光。
羅琳被「吊打」，她犯了什麼法？
那是2017年2月，川普剛上臺不久。英國小說家羅琳因同情難民，批評川普的禁穆令，遭到反移民極右人士的惡罵圍攻。一名法國人甚至在某請願網站發起簽名，要求羅琳開放自己的豪宅給穆斯林難民住。
消息一出，去該網站簽名的人數立即超2萬。在海外中文網上，也有華人鼓動人們前去簽名，並惡狠很地叫嚷：「吊打羅琳！」
當時，我以「瑞典茉莉」的名字在網上發表評論，指出：針對羅琳的請願犯下了違背法律常識的錯誤。我談到以下幾點：
一，《聯合國難民公約》是各國政府簽訂的，履行責任接收難民的也只能是各國政府。公民羅琳無權私自接收難民。
二，公民羅琳有權批評各締約國政府不承擔國際義務。
三，公民羅琳的私有住宅神聖不可侵犯。羅琳是否在自家接待難民，是她個人的自由選擇，他人無權過問。
四，羅琳的哈利•波特主題書籍影視的巨額收入，使她成為億萬富豪，她也因此成為英國的交稅大戶。這樣，公民羅琳就以她交納的巨大稅款支持了政府，承擔了接收難民的責任。
自此，我便注意羅琳的一些關於難民的言論，那是被極右人士和新納粹們切齒痛恨的。例如，羅琳主張開放歐洲的國界，接受來自中東的難民。
這種主張與羅琳本人的人生經歷有關。她是英國籍，但其母有法國血統，她本人曾在葡萄牙工作過，能講多種語言。因此，羅琳自稱是「歐洲大陸上的雜交產物」。這也許是她能夠天馬行空地展開想像，創造出哈利•波特這種神奇藝術形象的原因。
願景歸於哲學，世界主義閃亮
由此可以看出，對於歐洲，羅琳心中有一個美好的願景，即：開放而良善的歐洲展開臂膀，擁抱那些需要庇護的逃難者。這個理念，有點像中國古代梁山好漢的「四海之內皆兄弟」。
願景是我們對世界「應該如何」的認識。個人的願景往往可以通過邏輯演繹，轉化成為理論。像羅琳一類西方左翼知識份子，其願景可歸為一種哲學理念和社會理想——世界主義。世界主義者認為，全人類都屬於同一精神共同體，所有人都是其中的平等成員，都享有平等的政治、社會與文化權利，以及同等的價值。
心中有這一種願景的歐洲人不少，雖然他們不一定知道自己就是「世界主義者」。在歐洲難民潮中，這類世界主義者大力助人的高尚表現，展現了人類心靈中最美麗的花朵。
當時，很多歐洲人以各種方式救助難民。例如，德國許多城市主動向梅克爾總理表示，願意接受船上得救的難民，不能讓他們再在船上漂流，這就形成德國的「歡迎文化」。一輛輛滿載貨物的汽車駛向希臘，其中裝滿來自北歐的衣物、寢具等捐贈品。不少非政府組織與志願者駕駛船隻乘風破浪，去地中海參與拯救難民的行動。
因難民湧入太多，瑞典政府曾一度決定關閉邊界，當時不但有人權組織抗議，還有瑞典人為本國拒他國求救者於門外而痛哭。這些世界主義者雖然被人視為「烏托邦」，但他們都有一顆寬廣而溫暖的心，能包容不同的民族，將難民視為平等的世界公民，把關注人類的苦難視作道德關懷的目標。
與這種博愛的世界主義相對立的，是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是一種以自我民族的利益為基礎的思想，他們在乎的是種族、血緣和文化，往往帶有對其他民族的歧視與排斥。民族主義走到極端，就形成了種族主義、法西斯主義新納粹的溫床。納粹主義強調不同人種之間的生存競爭，把國家視為保種保族的工具。
那些跑去「吊打羅琳」網站上簽名的人，他們排斥難民的態度，大致屬於極端民族主義或種族主義。
私力幫助難民，不懼法律懲罰
痛駡羅琳的人有一個很無理的說法，即，誰主張救助難民，就讓誰把難民接去自己家。這個要求別人私力救助難民的說法，在中文網路被廣泛傳播，我本人就經常遭人如此「建議」。如前所說，這是因為「建議者」不懂西方國家的法律，也認識不到歐洲納稅人的權利。
就筆者所知，還真有一些歐洲人以私力救助難民，為此不惜被法律懲罰。在《教堂庇護：非法難民「抓住門環」》一文中，我曾寫道：在歐洲對抗國家法令、大規模「窩藏」難民的是基督教教會，但政府出於對傳統聖地的尊重，員警一般不進教堂捕人。而一些普通人私力救助難民，一不小心，就有被法律追究的麻煩。
2017年1月，瑞典記者歐豐瑞（Fredrik Onnevall）和他的兩位同事，因「走私人口」的罪名在瑪律默法院受審。這個事件在歐洲引起熱議。
那是三年前，歐豐瑞和他的電視組在希臘拍攝紀錄片。他們遇上了當時才15歲的敘利亞少年貝德（Abed）。這位孤獨逃亡的少年說，他在瑞典有親戚，請求歐豐瑞一行能帶他到瑞典。
歐豐瑞和他的同事決定幫忙。他們放棄了飛機，帶著敘利亞少年駕車穿越歐洲各國抵達瑞典。少年很快就被一位親戚接走，不久就獲得瑞典的居留權，而記者歐豐瑞和他的同事卻面臨刑事起訴。
儘管公訴人要求嚴厲處罰三個被告，提出要給他們判坐監獄的實刑，但瑞典的社會輿論普遍聲援電視記者，希望法庭將他們三人做「人道主義例外」處理。在二審時，高等法院維持了溫和的原判，三個被告都只被判緩刑和75個小時的社區服務。
記者歐豐瑞從不後悔自己的決定，他說：「我必須遵循我內在的道德指南針。」假如一切重來，他會毫不猶豫地做出同樣的選擇。
與此相似，丹麥一個女政治家瑪麗（Maria Sloth）於2015年9月，開門收留了兩個疲憊而受凍的非洲難民，讓他們在自己家過夜，然後為他們購買了前去挪威的輪渡票。面臨法庭審判和拘留幾十天的刑期，瑪麗說，她只是跟隨自己的良心，「當有人需要幫助時，我給予幫助是正確的。」
回到康德，談「陌生人的權利」
很少有中國人能認識到，這些在他們看來愚蠢至極的歐洲人，其對待難民的友善態度，不但植根於古老的基督教教義和人性之善，也建立在深刻的政治哲學基礎之上。是歷史上偉大的哲學家，告訴迷茫的人們該怎樣思考和處理現實問題。
例如，德國對難民的「歡迎文化」被海內外華人嘲諷不已，但這種態度可以追溯到啟蒙時期的哲學家康得。康得曾提出在上帝退隱後，人類如何依舊保持高尚和友善的問題，並思考過「陌生人的權利」，認為：「在他人的土地上，陌生人的到來不應被懷有敵意地對待。」
歐洲的存在主義哲學家包括沙特，都認為存在主義就是人道主義。德國出生的美國思想家阿倫特認為：存在主義的反抗意義在於維護人的尊嚴和自由。她經常批評那些侵犯難民和少數族裔基本權利的官方行為。
當代英國社會學家鮑曼寫了一本探討西方難民問題的書——《門口的陌生人》。他以一貫的人道主義立場，嚴厲批評那些利用媒體，大肆製造對於難民的恐慌、敵視和拒斥難民的現象，表達了對難民的同情與聲援。
對一部分歐洲人存在的「難民恐慌」，鮑曼也做出了分析：「突然湧來大量的陌生人，可能摧毀我們所珍愛的事物，特別是弄癱瘓甚至毀滅我們舒適而熟悉的生活方式。」「對於在地原居民來說，難民代表著巨大的未知數、潛在的犯罪份子、秩序的搗蛋鬼和安全的威脅者。」
那麼，因難民危機而不勝負荷、充滿焦慮無奈的歐洲該怎麼辦呢？按照康得的思想推論，歐洲國家有義務去清除產生難民潮的原因。但世界難民問題過於嚴峻，它涉及到無數複雜的問題，包括國家的法律責任、人權與道德、環境承載的能力、社會資源配置，以及文化宗教方面的認同。
此外，現任美國總統川普退出聯合國的一項旨在改善移民難民處境的協議，他在美國實行對難民毫無人性的「零容忍」政策，並嚴厲譴責歐洲善待難民的政策，這些都使全球救助難民的工作更為艱難，使更多失去家園的人走投無路。
以羅琳為代表的歐洲世界主義者，他們對難民的善意當然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但是，他們站在更高的角度——人類共同命運的角度看問題，這就啟示我們，應該超越狹隘的民族、宗教和地域認同，摒棄各種偏見，接受一個多元化的世界，承認地球上的不同人種是相互依賴的。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對付這個時代最大的挑戰和威脅。
＊作者為定居在瑞典的華裔作家。本文為作者「歐洲難民故事」系列之十二，原刊FT中文網，授權轉載。
